王新亭，生于1908年。1930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团政治处主任，师、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川陕苏区反围攻和长征。后任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三八六旅兼太岳军区政治委员，参与指挥神头岭等战斗。后任太岳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六十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第十八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曾参与指挥运城等战役。1950年起，任西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济南军区代司令员兼第二政治委员，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顾问。是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2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55 年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4年逝世。
“逼上梁山”的店员
王新亭，原名王兴庭，字明扬。1908年12月23日出生于湖北省孝感县王家岗一户佃农家庭。父亲王光祖，上过私塾，以种田和做些编织筐篓等用品维生，为人正直宽厚，一生清贫勤劳。母亲李小云，抚儿育女，一生辛劳，俭朴治家。王新亭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两个弟弟（四弟怀庭，幼年病故），他排行第六。
王新亭10口之家，不到1石田，不得不租种地主一些土地，才能勉强度日。王新亭7岁上私塾读书，后又到晏家砦上高小。王新亭知道自己能有读书的机会不易，便刻苦学习，从不贪玩。在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一面打猪草、拾柴，一面还背诵课文，因学习成绩天天提高，深得先生的喜爱。但终因家境太贫困，为了还地主的债，父亲不得不把自己的1石田卖了再去租地主的田种。但一家人仍是终年劳累，也不得温饱。
在王新亭12岁时，父亲突然病逝，加之生活日益艰难，王新亭被迫退学。后来，王新亭回忆说：我失学后，先是在家种田，后又托亲友介绍到肖家港厚生福当铺做学徒。这对我是一个不小的转变，不像在家那样自由，天不亮就要起床，烧水、泡茶、扫地、倒夜壶，还要提篮买菜，赶回来做饭，做好饭后，还要擦煤油灯罩、洗水烟袋、卷火篾子……伺候人的事最难干了，拼死拼活地干活儿，还时常受老板和老板娘的刁难和责骂。一年到头，干不完的活儿，生活待遇很苦，不给工资，吃也只能吃老板家的残汤剩饭。就这样，我从1924年起，在这家当铺干了两年多，尝够了当店员的苦头。
这时，正是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的高潮时期。从广东开始的北伐战争发展很快，到1926年9月和10月北伐军占领汉阳，汉口和武昌，孝感地区的工农运动也随之猛烈地开展了起来。王新亭参加了店员工会，在工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对厚生福和肖义利当铺主的斗争。工会从没收的财物中，分给王新亭一张桌子和4把椅子，用以补偿他两年的学徒工资。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工农革命运动遭到严重摧残，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乘机向工人、农民反攻倒算，气焰甚是嚣张。王新亭分得的桌椅，被夺了回去，还挨了一顿打，最后被老板开除了。
王新亭被开除后，回到老家王家岗种田。这时，乡村的农会还存在，王新亭便参加了农会。1928 年因生活所迫，王新亭又到孝感县城严德盛京货店当学徒。因为处于革命低潮，店老板还和大革命以前样凶狠，王新亭不忍受辱，便于1929年冬，又回家种地了。经过大革命的洗礼，王新亭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后来他回忆说：“ 贫苦生活的熬煎，地主和老板的压迫，教育了我，增强了我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意志。开始觉悟到穷人要翻身，只有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道理。”
这时，孝感仍处于大革命失败的白色恐怖之中，但王新亭所在的乡下，还不是白区，可离中国工农红军活动的黄麻苏区也远，算是个中间地带。王新亭一家人经过几年工农运动的斗争和锻炼，跟共产党就更亲近了。他大哥王银庭已成为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了，二哥王瑞庭是中共地下交通员，五弟王国庭已到黄麻苏区参加了游击队，母亲就带领王新亭和两个姐姐，在家做掩护地下党的工作。“这时我们家成了中共孝感县委活动的一个据点，县委书记等同志经常到我家来开会。他们还印制文件、传单、写革命标语，我母亲和姐姐为这些同志烧水、做饭和放哨。”
王新亭一家的活动引起了当地土豪的注意。一个土豪便带领国民党的“清乡团”多次到王新亭家搜捕中其地下组织的干部和王新亭的家人，但在乡亲们的掩护下，他们都逃脱了“清乡团”的搜捕。土豪和“清乡团”气急败坏，便放火烧了王新亭家的房屋。1930年春， 王新亭一家无奈只能逃到他舅父家暂住。
王新亭舅父家也很穷，加上连年旱灾，舅父实在无力养活王新亭一家人。这种东躲西藏的生活，使王新亭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怀念大革命时期不分昼夜积极工作的情景，于是他对母亲说：我要当红军去！王新亭的母亲毫不犹豫地说：“孩子，你做得对！这事我也想了很久，思前想后，只有当红军这一条路了。”
就这样，王新亭按照母亲的话到县委开了一个条子，高高兴兴地踏上了投奔红军的路。
在红军队伍里锻炼
1930年春的一个晚上，王新亭告别家乡后，穿林越野，经过几天奔波， 到达花园镇东北20公里许的小河溪，找到了中国工农红军鄂豫皖第一军第一师。
在师部驻地的一所院子里，一位年轻的红军干部接见了王新亭。红军干部看了王新亭交的介绍信，并询问了一些情况后，满意地将他送到倪志亮任团长、江竹青任政治委员的第三团。从此，王新亭就在第一营第一连当上了红军战士。
王新亭一到连里，就受到了干部、战士的热烈欢迎，发给他一套灰色新军装，一顶缀着红五星的大八角帽，还有一支步枪。这一切都使王新亭深感亲切，激动不已。
王新亭从干部和战友们的谈话中得知，部队是刚刚结束了花园镇战斗，正在小河溪休整。花园镇战斗是一次成功的袭击战，红军以极少的伤亡代价，取得了全歼守敌一个团的战果。战斗胜利后，第一师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纷纷前来慰劳红军，许多年轻人拥来报名参军，几天之内第一师扩至300多人。第一师的前身是黄（安）麻（城）起义建立起来的革命武装，当时有800余人，徐向前是副军长兼师长。更使王新亭格外高兴的是：“一天，我见到了弟弟国庭，他在一团当通信员。”
8月6日，第一师从小河溪出发，西越京汉铁路，攻占云梦县城，这是王新亭参加的第一次战斗。在战斗中，王新亭不仅表现勇敢、冲锋在前，并且在打下县城后，又积极参加开仓分粮，热情向群众做宣传工作。3天后，在部队东返小河溪途中，离家只有10公里，王新亭也不请假回家，而是一心跟着部队干革命。这样王新亭在整个革命战争年代中，一直与家人失去联系。
在8月下旬至9月间，王新亭随部队参加了四姑墩、广水车站、信阳车站战斗，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他由于有文化、爱学习，工作表现好，思想进步快，便被领导任命为副班长、文书。8月15日，王新亭经连党代表徐其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又担任连队教习，就是政治教员。从此，王新亭确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坚定信念。
这时，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全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二是新军阀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战争结束，国民党阵营内部出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蒋介石乘机转入全国统一组织对红军和苏区的“围剿”阶段。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蒋介石令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为指挥，以7个师、4个旅共10万人，主力分别向光（山）罗（山）地区、黄麻地区、黄（梅）广（济）地区“进剿”，其余则在黄冈、黄陂、麻城和罗田防阻。
当时，红一军对蒋介石的这一“围剿” 企图尚未查明。故依照中共中央长江局指示于11月上旬率第一、第二师由罗山南下，准备向长江沿岸发展，并打通与红十五军的联系。
部队南下后，王新亭随师于11月11日一战姚家集，13日再战黄安，两次攻坚战均未成功，团政治委员江竹青牺牲。24日，部队转兵突袭谢店歼敌一个营，稳定了局势，鼓舞了士气，但王新亭的政治指导员徐其德牺牲；上级指定王新亭接任连政治指导员。从这时起，王新亭就开始做政治工作。
后来，王新亭回忆说：“ 当时我在基层做政治工作主要是抓两条，一是进行政治教育，二是鼓舞战斗士气。在战斗间隙，给战士上政治课，讲土地革命的道理，讲革命形势和任务，提高大家的政治觉悟。在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部队里，鼓励大家为土地革命而战，有特别意义。而在每次受领战斗任务时，就进行战斗动员，要求党员首先做到冲锋在前，退却在后，重伤不哭，轻伤不下火线。做好宣传鼓动，使大家保持旺盛的战斗情绪，并以冲锋陷阵的模范行动来影响部队。另外，还进行文化教育，开展文娱体育活动。坚强的政治工作，保证了部队的巩固和发展。大家意志坚定，战斗勇敢，逃亡现象极为罕见。”
11月间天气已转冷，红一军的官兵们还穿着单衣。这时，军部从地方上送来的情报得知，新洲城空虚，只有些民团防守。遂决定打新洲，搞点物资，解决冬装问题。
30日，夜幕降临，红一军主力冒雪南下奔袭新洲。急行军25公里途经潘家塘时，得悉国民党第二混成旅从黄安、宋埠南撤，刚刚到达新洲宿营。红一军立即乘其不备，突然发起攻击，一举占领新洲，缴获了大批枪支和军需物资。战后，王新亭听说有些战士把缴获的金首饰当铜器耍，弄坏了就随便丢弃。他便叫战士拿来辨认，发现竟是金镯子。他立即组织战土把丢弃的首饰搜集起来，送当铺卖掉，用得到的钱买棉布等，做衣服穿。从此，连里的一些干部战士才知道王新亭在参加革命前在当铺里当过店员，并把此事当作一段佳话传了下来。
红一军奔袭新洲，歼敌近一个旅，实际是揭开了第一次反“围剿”的序幕。12月上旬，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开始了。
从12月上旬到1931年1月中旬，红一军经过夜袭金家寨，攻占麻埠独山，激战东、西香火岭和进击四顾墩等战斗，共毙伤俘国民党5000余人，缴枪近3000支，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东、西香火岭战役是一次恶战。王新亭感触最深的是师长徐向前果断灵活的指挥艺术，以4个团歼敌3个团，并乘胜击溃国民党军3个团。他回忆说： 12月29日，敌第四十六师分三路向麻埠进犯，徐师长集中4个团于30日凌晨，迎击敌中路的两个团，9时许以遭遇战术，首歼敌先头团。我们红一连迅速抢占高地，协同兄弟部队进行侧击，敌人乱如麻团，很快被全歼，我们接着追歼了敌回窜的后续团。随后，以两个团转兵西香火岭，歼灭了敌右路一个团。
在四顾墩追击战中，王新亭和连长奉命策应第一团，他和连长带领第一连多次向国民党军发起冲击，直至与之展开白刃格斗，才突破敌阵地，打得很艰苦。最后，在后续部队的支援下，歼敌一个团，俘获甚多，特别是缴山炮两门。王新亭后来高兴地说：“这是我军第一次缴到山炮！”
1931年1月中旬，红一、红十五军奉命在麻城福田河合编为红四军，辖第十、第十一师及独立团，旷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参谋长。第一师第三团改为第十师第三十团。王新亭被调任第三十团党务委员会书记，专做党务工作。
“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情况说明，鄂豫皖红军的作战形式已由过去的游击战转到以运动战为主了，东西香火岭和四顾墩等战斗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
在鄂豫皖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转入守势后，红四军决定转入进攻作战，收复失地，扩大根据地。自1月26日至3月上旬，红四军进行了围攻磨角楼、攻克新集、袭占李家集柳林车站、双桥镇战斗，以及攻占皖西金家寨、英山等战斗，歼灭国民党军万余人，特别是双桥镇一役，歼灭国民党一个整师，壮大了红军的声威。而在新集的战斗中，王新亭所在第三十团运用坑道爆破的方法立了大功。
新集是光山以南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据点。里面数以千计的反动武装“民团”，依靠石砌的两丈多高的寨墙驻守，并经常四处抢掠，屠杀群众。2月上旬，红四军决定端掉这个堡垒，以第三十团担任主攻，数次强攻未克。后利用寨北门外的小店作掩护，秘密挖了四五十米的坑道，用棺材填黑色炸药和迫击炮弹，一举将高大的寨墙炸开，经过3小时战斗，全歼守敌。王新亭后来回忆说：“这是我团首次运用坑道爆破战法的成功战例”，当时“群众扬眉吐气，锣鼓震天， 庆祝胜利”。从此，“ 新集变成了鄂豫皖根据地的政治中心”。
4月上旬至5月中旬，红四军采取往返机动、避实击虚、各个击破、待机反攻的战法，共歼灭国民党军5000余人，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此时，王新亭任第三十团的团部书记，对当时进行的第二次反“围剿”，在《王新亭回忆录》中对张国焘、陈昌浩到达新集及接下来发生的些大事作了浓墨重笔的记述。
张国焘、陈昌浩奉命到达新集后，于5月12日宣布撤销了中共鄂豫皖边区原有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张国焘自任中共鄂豫皖分局书记、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陈昌浩任分局委员，原特委书记、军委主席曾中生改任军委副主席、红四军政治委员，军长仍为旷继勋。随即开始进行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7月上旬，张国焘以援助中央苏区为由，提出红四军向东进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逼安庆，威胁南京的计划，并限期一个月完成。红四军领导提出红军应当采取巩固阵地向南发展的方针，张国焘拒不采纳，并将军长旷继勋调任第十三师师长，徐向前接任军长。对南下作战与后来发生的“残酷斗争”，王新亭做了很长的记述。他写道：“张国焘来到鄂豫皖，他下车伊始，搞瞎指挥，命令部队东进。红四军领导曾中生、徐向前同志，从敌我实际情况出发，权衡利弊，改变方针，指挥部队实行南下作战。7月中旬，部队由豫南南下，8月1日攻克英山，8日攻克浠水、罗田，接着占领广济，与湘鄂赣红军形成夹江呼应之势。部队南下1个月，连克4座县城，歼敌7个团，俘5000余人，缴长短枪4000余支，机关枪26挺，迫击炮28门，在广济还得到一辆商车。打下这4座县城，不仅恢复开辟了连成一片的红色区域，在战略上对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是一个支援。事实证明，打下英山继续南进，是完全正确的”。“正当红四军主力胜利地扩展攻势的时候，张国焘却给红四军领导曾中生、徐向前同志写信，无理指责红四军改变张国焘的东进‘决定’， 是‘抗拒分局领导’，是‘原则上、路线上的错误’，强令红四军‘火速’返回鄂豫边待命。1931 年9月4日，红四军返抵鸡鸣河，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张国焘8月17日来信，我参加了这次会议。记得曾中生同志在会上讲了话，并印成文件散发。会议一致不同意张国焘的指责， 并通过了《答复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信》，详尽申述了东进作战之不利和南下作战之必要”。“不久，张国焘撤销了曾中生的军政治委员职务，派陈昌浩来接替。陈昌浩秉承张国焘的旨意，强行‘改造’红军，借‘肃反’之名，开始在红四军大肆捕人。随即将部队带到商城以南的白雀园，由张国焘坐镇，大搞‘肃反’。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许继慎、周维炯等同志打成‘改组派’、‘第三党’、‘AB’ 团，杀害了大批好同志，使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痛心的一页， 只这次就肃掉2500多名红军指战员。”
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七里坪宣告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辖第四、第二十五军，共3万余人。此时，王新亭被任命为第十师政治部副秘书长。
当时，国民党军在鄂豫皖苏区周围的兵力已增加到15个师，并做好了第三次“围剿”的部署。但由于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高涨的抗日反蒋浪潮及国民党许多地方派系与蒋介石矛盾加剧，故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迟迟未能发起。
红四方面军决定不待敌人的“围剿”发起，即以自己的进攻打破其“围剿”计划。从11月10日起至1932年6月19日止，举行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6万余人，首次缴获飞机1架，使控制的面积达到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350万，拥有了26个县革命政权，红军达4.5万余人，使鄂豫皖苏区进入了极盛的局面。
在苏家埠战役中，第十师担任围困苏家埠的任务，以调动他处国民党军利于红军主力打援歼敌。苏家埠内守军两个旅部、3个团，依靠高大寨墙等工事固守，第十师即以两个团修筑战壕，步步进逼。与此同时，第十师一个团和六安独立团围困韩摆渡敌一个团。从3月下旬至4月下旬，苏、韩守军粮食匮乏、处境危殆，乃连电向其上峰呼救。蒋介石遂令第七师代师长厉式鼎纠集15个团约两万人，从合肥向西解围。红四方面军主力以逸待劳，并以一部诱敌先头渡过陡拔河，在敌后续还在河东之际，全线展开攻击，经两天战斗，将敌全歼，并生俘厉式鼎。
在苏家埠战役中，王新亭组织干部、战士开展政治攻势，把宣传内容编成广播口号和顺口溜对苏家埠守军喊话：“ 苏维埃是穷人的政权！”“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红军优待白军俘虏！想回家发光洋，当红军更欢迎！”“老乡老乡，快快交枪，放下武器，红军有赏，若不交枪， 困饿死光；来当红军，前途亮堂，愿回家乡，发给光洋。”并发出了最后投降通牒。在红军的军事胜利和政治攻势下，5月8日苏家埠守军缴械投降，受到了红军的款待，愿回乡者，发给3块银元，吹号送走。
与此同时，韩摆渡的守军也缴械投降。
争取苏家埠、韩摆渡国民党军两个旅部、3个团投降，是红四方面军
开展政治攻势的一次范例。
5月，蒋介石亲自出马，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同令，出动26个师、5个旅，共30万人的兵力，对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由于张国焘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方针，苏区大好形势丧失，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对于这次反“围剿”的斗争，王新亭后来作了概要记叙。他写道：我军经过3个月作战，歼敌万余人，终于失败了。一方面，是张国焘在战略指导上的错误，盲目轻敌而一度转为惊慌失措。开始，他命令第四方面军“不停顿”地进攻，实际上是虚张声势而已；后来，他又说什么：“今天打出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红军只可打一仗，没有打二仗的力气”。另一方面，敌我力量悬殊，敌人兵力大于我十数倍。因此，我军行动受挫，损失严重。围攻麻城时，城内住着国民党夏斗寅部队，可能是敌人放毒，大部分同志都烂了脚，我的脚也烂得厉害，部队战斗力大为削弱，城未打开而撤走。
8月中旬国民党军发起猛烈“围剿”后，张国焘拒不执行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电示：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势便利于我们作战的地方，严格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主力则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而歼灭之，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在张国焘指挥下，红四方面军仓促应战，被动转移，至10月中旬，不得不撤出鄂豫皖苏区，向西寻找新的落脚点。
在长征中成长
1932年10月22日夜，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强敌的围击下，被迫撤离鄂豫皖经枣阳向西北转移。此时，王新亭升任第三十团政治处主任。但当时他并不知道转移的原因和目的地。
后来，王新亭在回忆这次大转移的感受时写道：“行程三千里，历时两个月。不但自然条件恶劣，行军非常艰苦，而且前有堵击，后有追兵，天上有飞机侦察。我们夜行晓宿，冲过敌人数道封锁线。我的两只脚烂得更厉害了，走路疼痛不止，但年龄尚轻，勇气还足，背着背包和干粮，拄着拐杖，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往前走。翻越巴山，时值冬季，风雪漫天，山路很滑。我们身穿单衣，脚穿草鞋，每人再背上一捆稻草，以备垫脚爬山。白天行进在崇山峻岭之间，夜晚露宿于悬崖老林之下，沿途人烟稀少，缺吃、寒冷、疲劳，艰苦异常。我的眼睛是高度近视，那时候我们又活动在穷乡僻壤，根本没有条件配眼镜。所以工作起来比别人困难多些。特别是夜间打游击活动，困难更大，看不见路，只好拄着棍子跟着部队前进。记得有一次我随部队要通过个很危险的山道时，王宏坤同志大声提醒我，要小心！要我用手摸着走，这才没有摔到深山沟里去，幸免于难。事后说起这件事来，我还有些后怕。1932 年底，部队进到川北通江两河口。”这一战略转移，“困难是严重的。但是，红军战士们团结一致，英勇战斗，终于克服了种种危局，保存了一万五千人的骨干，成为开创新的根据地的坚强力量。”
从12月25日至1933年2月1日，红四方面军解放了通江、巴中、南江三座县城及其周围大部分地区。这样，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苏区开始形成。1月间，王新亭升任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
不久，“围剿”与反“围剿”反复出现的红军作战规律随之来临。2月18日，国民党军以38个团近6万人的主力，分由仪陇、龙山场、旺苍坝，由西向东对巴中、南江全线发起进攻；以部分兵力由营山、宣汉等地由南向北作相互配合。
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敌我情况和川北易守难攻的地势特点，“决定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来打破敌之围攻。”于2月18日至5月中旬，节节狙击，放弃巴中、南江和通江3城，主力退到根据地的东部“方圆不到百里的空山坝地区，像只缩回的拳头， 握得紧紧的，准备随时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当时，进攻的国民党军已伤亡逾万，补给困难，士气大挫，攻势顿减。红四方面军乘机发起反击。并转入反攻，至6月15日，不仅收复了失地，前锋并逼近仪陇、广元，苍溪县城，此战役共歼敌2.4万余人，胜利结束了反三路围攻战役。
7月上旬，红四方面军由4个师扩编为4个军，王新亭升任第九军政治部主任，军长何畏，政治委员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
部队扩编后，王新亭就忙着抓红九军各级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的建设。筹划出版红九军的小报《不胜不休》，主要对象是战士。
8月中旬至10月底，红四方面军总部趁川军各军阀部队不敢轻举妄动之机，先后发起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宜（汉）达（县）3次进攻战役。红九军在仪南战役中担任主要突击任务，仪陇县城建筑在高山顶上，城墙坚固，易守难攻。红九军经过一周连续苦战，扫清外围据点后，于8月29日攻克县城，共歼守敌两个多团。
仪陇县是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故乡。解放县城后，王新亭派军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张贴标语，其中有一条标语是：“朱德总司令是仪陇人！”群众争相观看，影响很大。在3次进攻战役期间，王新亭除领导军政治部保障完成作战任务外，还及时指导各师、各团的党政工作，采取多种方式宣传与组织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斗争，踊跃支前、参军。仅短短两个多月，就有千余名农民子弟报名当红军，使红九军得到了补充。
10月4日，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纠集110余团，约20 万人的兵力及空军两队（飞机18架），组成六路围攻军，西起广元、阆中，南自渠县，东至城口，于11月中旬向川陕苏区发起六路围攻，企图在“三个月内全部肃清”川陕边区的红军。
红四方面军总部为避免不利条件下的决战，决定仍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方针，以求在节节抗击过程中，大量消耗、疲惫敌人，创造反攻条件。在部署上，分成东、西两线，东线由徐向前亲自指挥20余个团作战，西线由副总指挥王树声指挥10余个团作战。另以红三十一军第二七八、第二七六团分置通江北的碑坝和苍坝以北，监视陕南国民党军，王新亭和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率九军主力在东线作战。
从11月中旬至1934年8月上旬。红四军方面经4期作战挫败了川军的攻势。王新亭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这一情景，他指出：当第五路围攻军以8个旅在飞机掩护下轮番向万源进攻时，“我红九军全体指战员和兄弟部队在一起，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以步枪，机枪火力和手榴弹，礌石、滚木，与敌整整激战了两天，英勇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守住了阵地。有的同志真是杀红了眼，一天要对付敌人五六次以上的冲锋，从天亮打到天黑，大刀砍卷了刃，刺刀也捅弯了，敌人拼了死命，我们也拼了死命，结果出现了阵前敌人的尸首一堆一堆的情况。” 至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共歼敌8万余人，胜利结束了反六路围攻作战。
193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遵义扩大会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为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于1月22日，电示红四方面军“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红四方面军总部乃于3月11日,致电中革军委表明了西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行动的决心。从3月28日至4月21日，红四方面军实施了强渡嘉陵江战役。王新亭回忆说：“当时，船只很少，我们就用竹排搭成浮桥。这次战役，歼敌万余人，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的地区，并威逼了成都。”从此，红四方面军离开了川陕苏区，路上了新的征程。
向西开始长征的红四方面军，其红九、红三十军军部，于5月中旬，到达了茂县，威州（今汶川）理县一带。 在小住几天中，进行了与中央红军会师的动员，“我们十分兴奋，纷纷打草鞋，织毛衣、毛袜，做好迎接中央红军的准备。”“6月8日，我们九军攻占了懋功，歼灭守敌，并占领要镇达维。”6月12日，中央红军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两营指战员们极为欢欣鼓舞，互相握手，欢呼跳跃，激动得热泪盈眶，充满了兄弟般的阶级情谊。6月17日晚，毛泽东和党中央、中革军委领导同志赶到达维。党中央领导同志不顾辛苦，亲自接见了红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军的部分军、师负责同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朱总司令、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心情格外激动。当晚，两个方面军举行了庆祝大会。”朱德等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指出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重大意义与会师后的光荣任务。
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后，王新亭亲自组织九军的机关、部队代表，向中央红军赠送慰劳品，计有草鞋1300多双，汗巾203条，毛袜357双。皮衣、毛衣共47件……他多次组织和中央红军同志的联欢活动，演出自编自演的小节目、组织篮球比赛等。
为讨论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懋功县两河口开会。28日，中央政治局根据会议精神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决定同时指出：“必须坚决的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
张国焘从两河口返部后，一方面，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并对中央派到红四方面军的慰问团实行封锁，秘密杀害了长期被他扣押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另一方面，一再要挟中央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领导。陈昌浩则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给军委独断专行”之权。中央坚决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始终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希望他能醒悟，服从中央领导，共同北上，并于7月18日，在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后，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7月21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决定组成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8月3日，中革军委又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即原第一、第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中央直接指挥，向班佑、巴西开进；以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三十二军（原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九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向阿坝地区开进。15日，左路军经6天艰苦行军走出草地，到达阿坝。9月上旬，张国焘公然令左右两路红军南下，阴谋分裂党、分裂红军。
王新亭当时虽已为红军的高级干部，但对张国焘的企图并不了解。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红九军进至阿坝地区以后，突然接到通知，要部队停止前进。当时大家都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才知道、是张国焘借口困难，拒不执行党中央要左路军迅速向右路军靠拢，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他要四方面军南下……我对九军政委陈海松同志说：“草地过了一半，又要南下，搞什么名堂。”“一个月前，你要我做动员报告，我反复讲了与中央红军会师的意义；讲了北上抗日的伟大意义。现在又要南下，这是什么意义呀?你自己去动员吧。”陈海松同志听了我的话，愣了半天，无言可对。没过几天，我被调到红军大学去工作了。
红军大学是在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在增进团结，互相交流干部的精神下，于1935年8月月底组建起来的。校长是刘伯承，政治委员是原红四方面军红九军军长何畏。王新亭是从红九军调到红大任政治部主任的，和他一起工作的还有李井泉，彭绍辉、陈伯钧、张际春、赖光勋等。
红军大学初建时，是在四川阿坝附近的金川。那里地势好，有大片原始森林，山清水秀，如同仙境。此处盛产梨，有种“沙儿梨”皮薄核小，香甜汁多，没有什么渣子，到嘴就化了，特别好吃。王新亭曾回忆说：“晚饭后散步时，我们就买上一筐回来，睡觉前大家啃梨。在常年作战的情况下，这也算是趣事了。”
王新亭在红大工作期问，经常给学员讲政治课。那时没有现成的教材，在讲课之前，他总是要到学员中进行调查，根据学员的要求和实际水平，亲自动手写讲课提纲。先在政治部进行试讲，反复修改好讲课提纲后，才在学员中讲解，教学效果较好。后来刘伯承校长知道了这个情况，对王新亭备课认真、先进行试讲等教学方法进行了表扬。
1936年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台。这时，王新亭由红军大学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任组织部长。
7月5日开始，红二、红四方面军分3路北上。9月7日。红三十一军攻克通渭时，王新亭由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调任该军政治部主任。10月，红四、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分别在会宁、静宁胜利会师。对此，王新亭无比兴奋地说：“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把红军的力量集中起来了，它给中国人民展示了新的希望，为开创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1937年5月，王新亭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苏区党代会），聆听了毛泽东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及《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的结论。会后，王新亭向部队传达了会议的精神。
太行山上展军威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中国全国性抗战由此爆发。
8月25日，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改编命令宣布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第一一五、第一二○、第一二九师。
第一二九师，是由原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和陕北红二十九、红三十军及陕甘宁4个独立团、红十五军团骑兵团合编成的。下辖第三八五、第三八六旅，师直属炮兵、辎重、特务、工兵4个营和教导团。师长为刘伯承，副师长为徐向前，参谋长为倪志亮，政训处主任为张浩，副主任为宋任穷。王新亭为师政训处组织部长。
9月30日，第一二九师师部率第三八六旅和第七六九团从陕西出发，向山西进军。王新亭奉命带领几名政工干部，深入到第三八六旅的第七七二团，帮助连队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到昔阳县后，王新亭便去组织当地的抗战动员委员会的工作，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为建立县以下的人民抗日政权和支援八路军作战打下了群众基础。
11月8日，太原失守，12日，毛泽东指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并决定第一一五师一部在晋东北，师部及第三四三旅在晋西南，第一二○师在晋西北，第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创建根据地。
第一二九师派出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宣传部长刘志坚、组织部长王新亭，率领工作团分赴武乡、沁县、晋城、长治等地区，开展群众工作。王新亭回忆说： “出发前，刘师长向我们再三嘱咐：晋东南是毛泽东选定的下棋的‘眼位’，我们定要把这个‘眼’做起来。”王新亭等领受任务后，立即率领工作团和第七七二团的3个连队，并配备有1部电台，向长治出发了。到达长治东南的桃园村后，为便于开展工作， 领导让王新亭以第三八六旅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出面。
长治是古上党郡地区的首府，阎锡山第五行政主任公署所在地。由于中共地下组织长期的工作和1936年红军东征的影响，这次王新亭率工作团所到之处，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但是，阎锡山一面想利用八路军为他支撑山西风雨飘摇的局面，一面又害怕八路军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王新亭等到这里发动群众抗日，受到他们多方的刁难和阻挠。
当王新亭去见第五行署主任续济川，说明要在这里开展战地动员工作时，同续济川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续济川慢条斯理地说：“ 贵军光临长治，兄弟当然欢迎。不过，对民众的治理教育，是政府分内的事。我们一向重视，岂敢有劳贵军。”
王新亭马上答道：“我们来这里，不是搞什么治理教育，是要发动群众抗日。”
续济川则冷笑着说：“兄弟的看法是，守土抗战，终究还是要靠政府，靠军队……”
王新亭马上打断他的话说：“ 你们错就错在把抗战看成是政府的事，军队的事。有人之所以不赞成全面抗战，根本还是因为不愿意改变一党专政的政策。”
续济川语塞了好一会儿， 才不自然地诡辩说：“ 你们有你们的看法，不过，我们也有我们的看法……”此时，突然闯进来一个脸色灰黑的汉子，大声嚷：“不得了，满街都是八路军的宣传队，共产党要翻天……”续济川狠狠地瞪了这个人一眼，赶紧起身向王新亭介绍说：“这是行署司法科聂士庆科长……”
王新亭闻知他就阎锡山的忠实打手、反共起家的政治掮客聂士庆时，冷冷地说：“我就是共产党，八路军派来的，聂科长请坐！”
聂士庆脸一红，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续济川连忙解围说，“没什么，他是想来和兄弟研究一下与贵军合作的问题。”
王新亭抑住心头的愤慨说：“好哇！不管怎样，合作我们是欢迎的。”
在返回驻地的路上，王新亭边走边想： “现在还只是打了‘开台锣鼓’，看来好‘戏’还在后边。”
按照预定计划，王新亭等带领工作团在长治城区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在大街小巷，工作团的成员讲演、写标语、画漫画、撒传单、讲长征故事及最近参加过的战斗或者与群众谈心。经过这一宣传，长治的群众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纲领和政策，看到了抗战的前途，抗战热情立即高涨起来了。接着，又大力展开募捐和扩兵工作，并协助地方党发展组织。为了扩大影响，王新亭还派部分工作队员分散去长子，屯留、壶关等到农村去发动和组织群众。很快，长治地区便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活动高潮。
王新亭回忆道：“我在上党地区按照党中央指示精神和一二九师石拐镇决定的‘分兵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政权’的要求，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工作，时间虽短，但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一是，建立了各县、区的游击队；二是，运用统一战线的关系，组织和发展了武装；三是，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四是，收编了一些游勇散兵和杂牌部队。最可喜的是，将随我到上党地区执行发动群众任务的七七二团的三个连扩充为补充团了。到年底，我带着壮大了的这个部队，告别了上党地区的乡亲们，回到了师部所在地辽县。”
王新亭回到师部后，1938年1月，被任命为第三八六旅政治委员，和旅长陈赓一道工作。
1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邓小平为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原政治委员张浩因病回延安。王新亭后来说：我在一二九师政治部工作，直接受张浩领导，张浩同志是工人出身，待人诚恳坦然，作风正派，重大问题有独立见解，对革命工作的极端热忱和负责精神，值得我敬佩和学习。1942 年不幸病逝了，我得知这一消息后，心中非常难过。他的工作精神一直在鼓舞着我奋进！
1938年1月，王新亭担任第三八六旅政治委员后，立即率部投入了硝烟滚滚的战斗。2月中旬，第一二九师受命钳制与打击日军向晋南、晋西的进攻，配合友军作战。
根据第一二九师首长“围点打援”的部署，2月22日拂晓，在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攻击正太线娘子关至井陉间日军据点时，第七六九团一部袭击并包围了旧关日军。井陉日军闻讯，即以200余人乘汽车8辆出援。当其到长生口附近时，早已预伏在此的第三八六旅主力，在王新亭和旅长陈赓的指挥下，予日军以迎头拦截和展开围歼，经5小时激战，击毙日军少佐以下130余人，击毁汽车5辆，缴获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两挺、步枪50多支。第三八六旅也付出了百余人的伤亡代价。
战后，王新亭听师长指出“长生口战斗，战果是不小的，但是我们自已付出的代价也大了些，是不怎么合算的。以后我们打伏击，要尽量减少伤亡”时，认为：“要以小的代价，消灭更多的日本兵”，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此后，第三八六旅和第七六九团在刘伯承和徐向前指挥下，采取“攻其所必救”的战术，于3月16日、31日，分别在涉县至潞城的公路上，进行了神头岭和响堂铺伏击战，共毙俘日军少佐以下1900余人，击毁汽车180余辆，毙获骡马700余匹，缴获迫击炮4门，长短枪680余支，以及其他大量军用物资，而自己仅付出了极小的代价。特别是在神头岭伏击战战场的选定上，王新亭与陈赓经过现场勘察，一反在山沟里设伏的常规，而选在神头岭南北一段公路上，利用原国民党军挖的工事作隐蔽等手段，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战果，显示了王、陈用兵的创新精神。
1938年4月初，华北日军出动了3万余人的兵力，分9路向晋东南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企图将第一二九师等部和在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友军围歼于榆社、辽县（今左权）、武乡一带。
第二战区东路军正、副总指挥和八路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和彭德怀决心以第一二九师，第三四四旅，决死第一、三纵队和国民党友军一部进行反围攻，方针是以一部分兵力钳制日军各路，集中主力相继歼击其一路，并发动群众进行空舍清野。
至4月15日，在八路军部分兵力阻击、袭扰和国民党军配合下，9路日军大部被阻止，唯有第一○八师团第一一七联队3000多人孤军深入，连夜由武乡沿浊漳河撤退。第一二九师首长决心抓住这一有利战机，集中兵力歼灭这路日军。16日，王新亭和陈赓奉命指挥三八六旅主力在长乐村地区歼灭日军1000余人，接着协同兄弟部队歼日军1000余人。在此胜利的震撼下，各路日军纷纷回窜，八路军各部和游击队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到4月底，第三八六旅与兄弟部队相配合，共歼灭日军4000余人，收复辽县、襄垣、晋城等18座县城，基本上控制了晋东南。王新亭认为：“从此，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战后，王新亭和陈赓参加了第一二九师首长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会上传达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关于向河北、山东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研究确定组成左右两个纵队，向石家庄至沧县、卫河、漳河地域挺进：由王新亭、陈赓率领的右纵队由第三八六旅组成，向冀南的邢台、沙河一带，并相继向豫北发展，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6月上旬，在陈赓奉命率两个团向豫北平原南进后，王新亭率第七七一团主力和旅政治部部分人员及宣传队，于6月10日进入冀南平原，至8月中旬，相继收复了永年、临清、夏津、高唐、广平、肥乡、成安等县城及广大乡村。同时，通过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工作，举办各式各样的短期训练班，发动人民群众建立各种抗日民众团体，建立中共地方组织，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军分区，开展扩军、建立平原游击队，改造杂牌武装，争取伪军反正等工作，为冀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初步形成作出了贡献。
8月下旬，第一二九师首长奉命为钳制企图进攻潼关、洛阳之日军，并消灭盘踞在漳南一带的伪军、土匪，畅通与太行山区的联系，决定由王新亭和东进纵队负责人陈再道指挥在冀南地区的部队发起漳南战役，31日至9月上旬，在漳南消灭伪军4000余人。9月下旬，王新亭又与第三四四旅副旅长杨得志指挥部队消灭豫北伪军1400余人，并协助中共直南特委建立了安阳、内黄、汤阴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从而，为建立冀南豫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9月28日，王新亭接到第一二九师首长电令，要第三八六旅全部返抵涉县休整待命。10月7 日，王新亭与陈赓先后率部到达涉县会合。第一天，王新亭、陈赓与部队愉快地度过了一个中秋节。
12月21日，刘伯承奉八路军总部指示，率第三八六旅主力和先遣支队三大队，挺进冀南平原，直接领导冀南及鲁西北地区的抗日斗争。王新亭和陈赓率第六八八团、新一团、补充团离开涉县后，进驻临漳县城北皋集。1939年1月间，对日伪军进行了3次作战，小有缴获。但王新亭、陈赓发现：当我袭击日军某一据点后，骄横的日军，必以汽车，骑兵出动实行报复。于是，王新亭和陈赓“决定利用放人这种骄纵的心理布置一个圈套，诱敌人就范，准备打一次平原地区的诱伏战斗”。便将他们研究的情况和想法报告给师长刘伯承，很快得到刘伯承复电批准。
王新亭、陈赓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作了研究，并经过现场侦察后，确定利用威县以南香城固街西北里龙港一带沙河故道两边二里半长的沙岗丛柳及周围村庄作为预伏阵地，以距此三十里的威县日军为诱伏对象，并区分了各团的任务。陈赓强调指出：要以部分兵力，于2月7、8、9三天，采取夜袭战术进城把鬼子打痛、打狠又要迅速撤出，诱敌进入伏击圈。王新亭提出了要动员好、要勇敢顽强、要军政配合好、要做好支前等4点要求。
2月10日下午4时左右，按预定计划，将乘坐8辆汽车气势汹汹的日军诱人伏击圈，当进至香城固街道北口时，在陈赓“ 开火”的命令下，顿时炮弹子弹如飞蝗鱼石，射向日军的汽车。惊惶的日军或企图反扑，或掉头回窜，甚至投掷毒气弹开路逃命。接着，在响彻原野的冲锋号鼓舞下，各部队或以集束手榴弹爆炸的气浪驱散毒气，或跃出阵地高喊着“ 冲呀！”“杀呀！”的口号，围歼敌人。激战至午夜，击毙日军大队长以下200余人，俘8人，缴炮4门。
战后，刘伯承赞赏地指出：“这是个模范的伏击战。”并总结了3条经验：“第一是善于示弱诱敌，特别是激发了敌人轻视我军的骄纵心理：第二是善于伏击诱导机动的围攻而且把附近的房屋都占领了，使敌人没有办法固守，也没有办法逃脱；第三是善于协调动作。”
3月中旬，在陈赓率第三八六旅主力随师长刘伯承返回太行山区后，王新亭与副旅长许世友率领的两个连队和先遣支队第三大队及部分游击队，继续坚持冀南军区第三军分区的游击战争。当时，王新亭组织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的军事思想，结合冀南平原地区的敌情、地形、群众条件及自身力量等因素，积极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大力抓组织建设。从1939年初到8月，分区基本武装由1600余人发展到2500余人：共产党员由不到10% ，发展到20%：基层党支部由3个发展到30余个。另外，瓦解伪军官兵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后来，王新亭根据徐向前提出的把平原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造成游击战争的“人山”主张，又进步开展了造 “人山”的工作。到10月，有5个县的普通自卫员达到11.48万人，青抗先、儿童团、工会、农会、妇救会员达到几十万人。群众把道路挖成纵横交错可行、可战、可隐蔽的交通沟，总长达万里以上。分区独立团及各县游击大队总人数，达4000余人，并送整营、整连的兵员到太行山补充主力；先遣支队第三大队也扩充为4个营的补充团，归第三八六大旅建制。从而使冀南根据地在发展中巩固壮大起来。
1939年底，王新亭奉命离开冀南平原，返回时驻武乡县宋家庄的第三八六旅旅部。
1940年1月，王新亭和陈赓奉命率第三八六旅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由武乡西进岳北的庶纪与山西新军决死队会合，担负巩固与扩大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太岳抗日根据地，位于白（圭）晋（城）路以西，同蒲路以东、汾河以南，黄河以北，横跨晋、豫两省的三角地带。是处于大行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之间的战略基地。
第三八六旅与决死队会师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立即于1月28日、2月17日，先后以3个军进行袭击。王新亭与陈赓率部本着自卫还击的原则，击退了其进攻，狠狠的打击了阎锡山分裂反共的气焰。
接着，王新亭与陈赓率部于3月31日至4月2日，又打破了日军6000余人的5路围攻。这次作战的明显特点是每当八路军进行顽强阻击或反击时，日军即施放大量的毒气。以致此次反围攻，第三八六旅与决死队虽毙伤日军500余人，但亦付出了伤亡101人的代价，多数为中毒所害。
4月间，王新亭参加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召开的高干会议，会议确定在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总任务下，统一太行、太岳、冀南3区政权的领导，加强建军、建党、建政，积极打击日军的“囚笼政策”和阻止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分裂活动。
关于日军的“囚笼政策”，王新亭听师长刘伯承对他说：日军是要采取据点之间的铁路和公路构成一张网。企图把我们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紧紧地缠起来。他的铁路好比是柱子，公路好比是一条条链子，连接铁路和公路的据点就是一把锁。这样不就成个“囚笼”吗?日军想把我们统统装进他们这个“囚笼”里面去，凌迟处死啊！ ……所以，我们要坚决截断日寇的交通线，使他们困死！王新亭回到第三八六旅后，向陈赓等旅的领导人传达了会议的精神和师长的指示。
5月3日，王新亭与陈赓收到了师部发来的《白晋铁路北段战役计划》和政治训令，其中规定了第三八六旅和各部的破击任务。参加部队几乎是第一二九师全部主力及太行、太岳区的游击队与两万多名民工。
5日夜，第三八六旅与兄弟部队对白晋铁路东观至夏店段，展开全线破击。激战至6日夜，将日军修了一年多的白晋铁路，破坏了50多公里，摧毁大小桥梁50多座，炸毁车站3处、火车3列，焚毁弹药库、汽油库各1座，歼日伪军350多人，并救出了1000名被日军抓用修路的民工和铁路工人。
在此期间，第三八六旅根据黎城会议精神，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使部队政治、军事素质得到了提高。在组织上也进行整顿，加强党的建设，旅辖第七七二、第十七、第十六、第十八团。5月，太岳军区成立，第三八六旅领导人陈赓兼军区司令员，王新亭兼政治委员，隶属第一二九师领导，军区辖3个军分区，并组建与扩大了13个县大队、游击队等地方武装。
8月，八路军总部为进步打击日军的 “囚笼政策”，打破其巩固占领区的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下达了向华北日军据点和交通线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战役行动命令》。由于参战兵力迅速增至100个团以上，故称“百团大战”。整个战役从8月20日发起，经过三个阶段，至12月上旬结束。
王新亭根据师部的部署，指挥第十七团和决死一纵队 3个团、第二一二旅及各军区的部队，分别对同蒲路霍县至洪洞段、白晋铁路和一些主要公路及沿线据点，进行破袭。从8月21日至9月上旬，经过激烈战斗，“总计，向同蒲、白晋两线进行大小战斗132次，毙伤日军622人，毙伤伪军89人，俘虏伪军64人，炸毁铁桥6座，木桥13座，石桥14座。白晋路权店至虒亭，同蒲路灵石至洪洞，被我军彻底破坏。”
9月下旬，王新亭指挥5个团及游击队一部，对同蒲、白晋两路再次进行破击。经旬余结束作战。
10月间，转入打破日军的报复性“扫荡”。
1941年1月，第三八六旅改为第一二九师机动部队，免兼太岳军区。
5月，王新亭奉调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8月，第三八六旅划归太岳纵队建制，陈赓为纵队司令员兼旅长，王新亭为纵队政治部主任兼旅政治委员。该纵队辖第三八六旅，决死队一纵队（后改称决一旅），并领导4个军分区。11月，由于日军的频繁“扫荡”，王新亭提前结业， 返回太岳军区工作。
艰苦奋战迎胜利
1942年1月，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决定：“由王新亭、聂真同志率领第十七团、第十八团、第五十七团（大部）及第三八六旅直属队一部（后为南进支队的直属队）和中条山地区党委机关，共2600余人，组成南进支队，执行开辟中条山地区，建设根据地的任务。”
开辟与建立中条山根据地的范围，是北起新绛至高平以南，东经晋城至黄河以北，西由古城至新绛，拥有人口200余万。抗战初期，八路军晋豫支队和决死队一部曾在此开展游击战争。1939 年，被国民党阎锡山部强占。1941年5月又为日军侵占，并建立了伪政权。而残存的国民党地方团队，散兵和土匪武装近万人，或为蒋介石系统，或为阎锡山系统，他们横行乡里，残害群众。广大人民渴望解放。
王新亭率部进入中条山地区后，经过两个月的分兵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发展地方武装，很快打开了局面，成立了晋豫联防区指挥部，刘忠任司令员，聂真任政治委员，辖3个团和3个军分区。3月，师政治委员邓小平带第七七二团到太岳区检查指导工作，并于4月中旬指挥部队打退了阎锡山第六十一军勾结日军对浮山、冀城的进攻。5月中旬，王新亭和聂真向到达中条山检查工作的邓小平作了工作汇报，邓小平对南进支队取得的成绩给予很高的评价。
5月底，王新亭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将中条山部队工作交给刘忠负责，自己随同邓小平返回太岳根据地沁源县的阎寨。
1942年前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当时，日军对其占领区是侧重清乡，建立保甲制，强化殖民统治；对游击区则侧重“蚕食”、封锁，以特务和武装结合，进行恐怖、怀柔，建立伪政权，步步向根据地压缩，并筑垒封锁；对根据地则抽调机动兵力，进行连续“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妄图毁灭根据地军民生存条件。到1942年初，整个太岳区周围日伪军设立的据点就达263处。
为粉碎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太岳区党政军领导决定：一是大力对日伪军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二是在军事上实行“敌进我进”方针，采取内线坚持，外线出击，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在组织领导上，遵照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的指示，太岳区党委和各地委、县委成立对敌斗争委员会：太岳军区党委对敌斗争委员会设常委会，由王新亭任书记，以加强这一时期日常工作的领导。
5月30日、8月1日，太岳军区两次发布开展政治攻势的命令。号召各部派出武工队到敌占区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如召开抗属会议、 伪属会议、士绅会议，以及印传单、贴标语、散发宣传品等。王新亭发现有好的做法就及时推广。7月底，他还带领政治部的部分工作人员到第三军分区和抗大太岳大队， 检查研究对敌开展政治攻势的问题。
8月中旬起的两个月内，太岳区在开展政治攻势中召开各种座谈会、讲演会，公审会144次，听到口头宣传的群众约20万人，张贴，散发传单标语、漫画等宣传品65种，21万余份，写标语1万余条。在此攻势下，有些伪军、伪组织动摇或瓦解了，霍县一伪工程队140余人举行暴动，灵石、翼城等地的伪军有的反正，有的派人联系反正。
10月，太岳军区召开了政治攻势总结大会，会上交流了经验，王新亭作了进一步开展政治攻势的讲话，提出了12点意见。会后，政治攻势更加广泛和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了。
在反“蚕食”斗争方面，主要是进行有效的反“扫荡”，开展麻雀战，地雷战。以有力的兵力转到“扫荡”之敌的后方，破坏日军的工事设施，拔除据点，打破其护路、修路计划。增设和加强武工队，提高其战斗力，突然出现在日军占领区或边缘区，遇敌有利时则歼，不利则走；要打就狠打，要“挤”就狠“挤”；军事打击与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相结合。到年底，打破了日军的“山岳剿共实验区”计划，使原来的游击区，变成了解放区；原来的敌占区、敌占据点减少，大部分变成了武工队、游击队新的活动区。从而，扭转了太岳区的敌进我退的局面。
在此期间，王新亭还兼任太岳区武委总会主任。组织进行了保护秋收的斗争，开展生产自救、防疫治病等，使人民的生活逐渐好转。在全区党政军民共同艰苦奋斗下，战胜了种种困难。
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开展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指示，从1942年下半年至1943年初起，王新亭参加了太岳区党委和军区领导开展的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
太岳区的整风运动，从1942年7月起，开始由上而下有步骤地进行，经过学习改进了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整顿了组织、精简了机构。王新亭后来回忆说：“使部队出现了生气勃勃、面貌一新的大好局面。 而且还使全体指战员，在政治上、思想上为迎接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大反攻，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太岳军区部队响应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号召，开展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当时，王新亭和军区政治部的干部、战士一起上山开荒种地、砍柴、背柴。军区直属队在13天内，开荒3000亩，起到了到了带头作用，受到了太岳《新华日报》的表扬。军区各部队，在1943年开荒种地6300多亩，产粮1000多石，生产蔬菜83万多斤；1944年又开荒5000亩，产粮2.5万多石，生产蔬菜400多万斤。从而，超额完成了每人自给3个月的粮食，全年蔬菜自给的任务。同时，还拿出部分粮食救济灾民。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副业生产也被带动了起来。除了各部队普遍饲养猪、羊、鸡、鸭等牲畜家禽外，不少部队还进行了榨油、制粉、腌菜、磨面、纺织、造纸、制革、熬油及采集山货等生产。当时，共有较大的副业加工作坊29座，小型手工业工厂28座，运输合作社28处， 生产组7处。王新亭和陈赓有时也到这些生产组里参加劳动，和战士们一起干活，官兵关系非常融洽密切。在此期间，王新亭于1943年春在山西省土敏县郭庄与田维新结婚。在窑洞里，政治部同志们用几斤花生和一大桶白开水为他们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婚礼。
部队通过两年的大生产运动，不仅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增强了军民间的团结，而且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思想觉悟，增加了劳动观念和组织性、纪律性。同时，也使太岳军区部队从根本上战胜了当时严重困难，为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迎接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1943年10月，日军两万余人对太岳军区进行“铁滚式扫荡”，亦称“铁滚式三层阵新战法”。太岳军区部队采取机动灵活战术，至11月下旬便将其击破，并击毙少将旅团长一名。
年底，陈赓、薄一波先后去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王新亭和谢富治奉命分任太岳军区副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并负责军区工作。
1944年3月和5月，国民党顽固派阎锡山部第六十一军在日军的策应与配合下，两次从襄陵等地东渡汾河，向太岳根据地猖狂进攻，企图建立政权。
对阎部第六十一军的企图，还在2月8日，毛泽东同朱德，彭德怀复电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滕代远、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邓小平指出：“目前须争取时局平静，不生波澜。六十一军东进，可能是蒋、阎设置的挑衅计划，迫我冲突，造成口实。”“应付方针，除此间电阎请加制止外，你处应令太岳部队先行忍让，不和它冲突，去信六十一军交涉撤回，顾全大局；同时集中兵力于适当地点修筑防御工事，彼若坚决来攻，然后以反攻姿态打击之，但非至最后不得已时，不要发生冲突。”王新亭与谢富治在得知上述指示后，当即做了两方面的准备。
当第六十一军万余人在日军的配合下向浮山以南解放区进攻时，王新亭与谢富治指挥太岳部队将其击退，共歼阎军7000余人，保卫了太岳根据地。
1944年春，八路军在敌后战场转入局部反攻。4月20日，毛泽东指示开辟豫北工作，作为继续开辟豫西的前进基地。6月初，王新亭与军区领导人遵照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的决定，派李聚奎以第四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名义，指挥第十八团和基干团等部，发起豫北攻势。
此次攻势作战，从6月11日至9月2日为第一阶段，共歼灭和瓦解日伪军2500余人，使东起济源，西到垣曲，南至黄河，北临中条山、王屋山地区的广大乡村得到解放，建立了济源、王屋两县的6个区政权。1945 年4月1日至月底，为第二阶段，攻克与解放据点40余处，歼灭日伪军2800余人，接受伪军投诚1700余人，建立了济源、沁阳、孟县抗日民主政府，使太岳区与太行区在道（口）清（化）铁路以南地区连成片。
在豫北攻势发起后，日军纠集15万人的兵力，从垣曲、博爱、郑州等地，向南发起豫中战役，国民党军继续南退。王新亭与太岳军区领导人奉命发起中条山西部战作，乃以第五十四团于4月下旬进入中条山西部，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与逐步开辟、逐步巩固的方针，扩大了闻喜、夏县基本区。夏收后，打开了平陆、安邑两县局面，成立第五军分区、至1944年底，初步建立了夏县、闻喜、垣南、安邑、平陆，稷鹿6个抗日民主县政府，组成了各县、区基干武装，解放区达5400平方公里，拥有人口7.3万。
1945年4月，王新亭与军区领导人派遣第二十团进入第五军分区，协同分区部队及各县武装歼灭顽抗的日伪军。至5月下旬，解放了闻、夏间铁路以东广大乡村，进一步开辟和扩大了中条山西部地区。其他各分区部队，对根据地腹地及边沿地区的日伪军，开展了广泛的攻击和群众性的政治攻势。至6月初，收复了沁源、高平、晋城、阳城、安泽5座县城，及广大乡村。此外，还收复了绛县曲沃、翼城地区，及平陆、芮城地区的一些据点和乡村.
1945年5月上旬，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国签字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接近最后胜利。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布《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
8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晋冀鲁豫军区成立，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军区。当时，王新亭被任命为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未到职）、太岳军区司令员，聂真为政治委员。王新亭与聂真指挥太岳军区部队开展了大反攻。
从8月13日起，在中条山西部的部队结合地方游击队，相继攻克了夏县、平陆两县城，解放了盐池、茅津渡等地和广大乡村。
在平遥、白晋路地区的部队，攻克了邢村、张兰镇、石哲镇等据点，解放了广大的乡村，并一度攻入沁县县城。
在豫北地区的部队结合地方武装，攻克了济源、孟县、垣曲县城，以及一些据点。
在同蒲路沿线的部队和游击队，扫清了灵石、霍县、赵城、洪洞、绛县、翼城等县的日伪军外围据点，并破坏切断了平遥到临汾的铁路线。
太岳部队在大反攻中，共解放县城5座及广大乡村，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切断了同蒲路，为阻击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的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9月18日，太岳区各界群众举行了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大会。会上，王新亭代表太岳区党委和太岳军区发表了庆祝讲话，指出：“ 要实现和平、民主、团结，就必须扩大人民军队，发展民兵，继续开展对敌攻势，扩大解放区。要放手发动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团结努力去巩固胜利。”
率部解放华北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便是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进入了决定胜负的时期。
在蒋介石内战方针的指使下，阎锡山令第十九军于1945年8月中下旬侵占了太岳上党区的长子、长治、屯留、壶关、潞城、襄垣等城。
刘伯承、邓小平为打退阎军的进犯、配合毛泽东在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进行的谈判，于9月10日率部发起上党战役。王新亭指挥太岳军区7个团和两个支队等地方武装，于战役初期分布于豫北、晋南至介体、平遥一线，迟滞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沿同蒲路南段北上。在阎军第十九军于10月8日由长治西逃时，王新亭率部在廊壁附近和沁河沿岸进行阻击，于12日配合太岳纵队将第十九军全歼。上党战役， 共歼灭第十九军与援军13 个师，3.5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72门，轻重机枪2000多挺，以及大量的军用物资。
此后，王新亭一面指挥太岳军区部队配合邯郸战役，与兄弟部队发起白晋战役，打退国民党军的进犯；一面领导军区部队进行练兵、参加生产、减租减息等活动，做好应对全面内战的准备。到1940年6月，太岳军区辖一个旅、4个军分区，2万余人；全区有4个专署、30余个县，拥有人口240余万，民兵3万余人。
1946年6月26国民党军以大举围攻中原的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当时，太岳军区正处于国民党军胡宗南、阎锡山军队进攻的正面；同时，南与中原军区部队相策应，东与太行军区相依托，北与晋绥军区相邻，西为陕甘宁边区之屏障，战略地位重要。
8月13日至9月1日，陈赓纵队发起同蒲路洪洞至灵石间战役，8月24日王新亭率部攻克霍县城，歼阎锡山正规军及地方保安团共2300余人。随后，配合陈赓纵队乘胜向南北扩大战果，连克坦曲、冀城、灵石。晋冀鲁豫军区领导机关通令嘉奖称：陈赓，王新亭所部“英勇善战，纪律严明”。
正当同蒲战役时，胡宗南调4个旅进至临汾，翼城地区，企图配合由平遥，介休南下的阎锡山所部，夹击太岳部队于洪洞，赵城地区。9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陈赓等：“望迅速将主力移至机动位置，隐蔽集结准备作战，以歼灭顽军一个旅为目标。”遵照这一指示，王新亭指挥太岳军区之第二十四旅和第十八分区地方武装，一面继续阻击由平遥、 介休南犯的阎军，一面派各分区部队深入胡军后方开展袭扰活动，以迟滞，疲惫胡军，为主力作战创造条件。陈赓则率第四纵队于临汾公路以北隐蔽设伏。当胡宗南的两个旅由冀城、史村北进浮山时，其自诩的“天下第一旅”由临汾东进策应。9月22日夜至24 日，陈赓指挥所部首歼胡宗南部第一旅先头团于官雀；继歼其旅部及一个团于陈堰；并截歼由浮山西逃的两个旅一部。这一战役，共毙伤国民党军2000余人，俘第一旅中将旅长以下2500余人，引起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内部巨大的震惊。
王新亭通过闻喜、夏县和同蒲路及临、浮“三战三捷”，得出的体会是：“依据毛泽东的指示，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计较一地一城的得失，敢于大踏步地机动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强大敌人疯狂进攻下，在三面受敌的不利态势下，巧妙地利用了胡宗南与阎锡山之间的矛盾；有机地将主力部队的运动战和地方部队的的游击战合起来，将军队的行动与人民群众的支援、配合紧密地结合起来。”
同年9月，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率中原军区部队，突围到达伏牛山商南地区组建了鄂豫陕军区。王新亭接到中央军委命令：要太岳军区派一支得力部队与鄂豫陕军区取得联系，送去军委给他们的电台和联系的电报密码本，并由太岳军区给五千万法币支援他们。王新亭遂下令第二十军分区由第五十八团团长北沙带一个精干的小部队执行此任务。后北沙率队由平陆渡过黄河天险，突破封锁，在党的地下组织和群众的支援帮助下，跨过陇海铁路，与鄂豫陕军区部队取得联系，胜利地完成了任务。1947年元宵节，在平陆县望原村召开过河部队庆功受奖大会，王新亭代表晋冀鲁豫军区、太岳军区宣布了立功嘉奖令，发了奖旗，部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
1947 年春，国民党军统帅部在其全面进攻被粉碎后，被迫改为对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在其他战场暂取守势。在晋南战场上，由于调走7个旅去进攻陕甘宁边区，仅剩下3个旅另4个团，连同地方保安团队约3万人，其防御的重点为同蒲路临汾以南地区。
3月19日，毛泽东和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王新亭和陈赓决心在晋南地区发起猛烈反攻，给敌军以沉重打击。
4月4日起，王新亭与陈赓指挥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3个独立旅及军分区部共5万余人，在134 个民兵连和6万参战群众的支援下，向晋南国民党军发起猛烈反攻。第一步是指向汾河两岸地区。激战至15日，连克浮山、翼城、曲沃、绛县。新锋、稷山、河津、万泉、荣河、猗氏等10城，歼敌近万人，切断了运城、临汾间铁路，夺取了禹门口，使胡宗南被迫从陕北抽兵援晋。第二步是继续向晋南三角地区发展进攻。17 日，第四纵队和太岳部队各一部歼灭由陕西合阳驰援的第十旅1个团。在其余部逃往运城后，除太岳第二十三旅监视临汾国民党军守军外，各部乘胜追击。至25日，连克临晋、闻喜、解县、虞乡、永济、平陆、芮城、霍县、赵城垣曲10城，控制了风陵渡。26日，王新亭奉中央军委命令率部协同吕梁军区部队作战，至月底攻占乡宁、汾城、襄陵、蒲县及大宁等城，使吕梁、太岳两区连成一片。陈赓则率所部围攻运城，扫除外围据点，后因执行新的任务，于5月9日撤围。
晋南反攻，共歼灭国民党军1.4万余人，收复县城20余座，将残余国民党军压缩于运城、安邑、临汾等孤立据点内，有力地配合了西北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创造了而后向黄河以西或以南进攻的有利条件。
1947年7月至9月间，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转入了战略进攻。8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决定，组建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王新亭被任命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第二十二旅（随陈赓南进未归后重建）、第二十三、第二十四旅。中央军委、晋冀鲁豫军区赋予的任务是攻取运城，以解除转入外线进攻的陈、谢兵团后顾之忧，切断山西国民党军的南逃去路，策应西北野战军作战。
运城当时有国民党军正规军与地方保安团队等1万余人，以及3个专署、16个县政府等。城防工事坚固：有十二三米高砖石结构的坚固城墙和深宽各8米的护城外壕，城墙上、中、外构筑有大量明暗火力点，构成护城的火力网；外围以高碉、低碉、野战工事组成交叉火网，是一座坚固设防的城市。
10月18日，王新亭率第八纵队两个旅，并指挥吕梁军区独三旅、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基干团，从东、西、北3面包围运城。继即扫除了外围部分据点和调堡，逼近外壕。
王新亭正在指挥部队攻城之际，突然得悉国民党军4个旅由平陆太阳渡过河，距运城只有几里远。王新亭立即电报中央军委和晋冀鲁豫军区首长：留下太岳军区部队监视运城之敌，率第八纵队与晋南休整的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转兵南下打援。由于敌援军已占领了有利地形，故虽经激战，毙伤敌3700余人，但自己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而敌援军主力却逃脱，并有一部乘隙进入运城。
打援部队返回运城以北地区休整时，王新亭接到中央军委指示，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率部参加攻运作战。12月1日，王新亭与王震到武安县冶陶向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汇报。徐向前对王新亭和王震说：“你们和全体指战员要求最后攻打运城的决心很好。但必须很好地总结上次攻打运城的经验，接受教训。第二次攻打运城，部队是很英勇的，但步兵的顽强性还不够。教育部队要顽强不屈，坚持最后五分钟，取得最后歼灭敌人的胜利。”同时，决定王新亭为运城前指司令员，王震为前指政治委员，并组成运城前线指挥部和成立前指党委会。
王新亭、王震返回部队后，鉴于运城守军增至1.3万人，城防工事有所加强，以及洛阳至潼关间有国民党军4个旅，黄河西岸黄龙山有1个师又1个旅的情况，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徐向前的指示，并研究确定了部署：对运城实行全面围攻，以第二纵队在西、第八纵队在北面担任主攻，太岳军区部队担任阻援。
12月17日黄昏开始扫清外围据点。23日，独立第三旅占领了纪念塔，第二、第八纵队扫清了从西、北两面的登城障碍。此时，获悉黄河南岸敌4个旅准备渡河增援，王新亭与王震以独三旅协同太岳部队阻援，主力于敌援兵到来之前破城。25日夜发起总攻，但因登城云梯短，攻击失利。26日，王新亭、王震等冒着空中乱窜的流弹和飞舞的雪花，到第二十三旅指挥所研究破城之计。王新亭在该旅团以上干部作战会议上坚定地说：“根据徐向前副司令‘坚决攻下运城’的命令，我们一定要赶在敌援兵到来之前，拿下运城来。”“你们二十三旅有用坑道爆破曲沃城的经验，和光荣的战斗历史，难道现在炸不开运城的城墙吗?我想你们旅是有这个勇气和条件的。”第二十三旅旅长黄定基当即表示：我们竭尽全力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经研究决定：由交通壕已经挖到距城北外壕20米处的第七连，强行作业，深入外壕去挖坑道，填好炸药爆破，开辟冲击道路。
是夜，第七连9名战士在寒风刺骨、冰水盈尺的泥浆中，用工具刨、用双手挖，一捧一捧地把泥土送出洞口，有的战士被敌人丢下的手榴弹炸伤了、牺牲了。但终于在27日旭日东升、晨雾渐散时，挖成了5.5米的坑道，可容纳3000公斤炸药的药室！黄昏，爆破队完成了填装炸药后，随着总攻命令，一声巨响，将城墙炸开了20多米宽的缺口。第八纵队主力趁机突入城内，第二纵队也在城西登城成功，激战至28日，全歼守敌，攻克运城。
对于运城战役的意义，新华社当时发表了社论指出：“此次战役，有力地配合了刘邓、陈栗、陈谢三路大军对平汉、陇海两路的破击战，同时也证明我大军打到外线后，我内线兵力还很强大。不但能拉住它，而且能反攻消灭它。”
王新亭在战后所作《运城战役总结报告》中，就攻坚的主要经验教训即攻击准备、土工作业、爆破、兵力使用、战场纪律、坚持最后五分钟、各兵种协同作战等，作了系统的阐述。
运城解放后，国民党军在晋南剩下的唯一据点就是临汾。为做好夺取临汾的准备，王新亭奉命率部北上翼城地区进行总结和整训。
这次整训，从1948年1月开始至2月结束，在政治教育方面通过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新式整军运动，提高了指战员的革命觉悟，加强了团结，增强了纪律性；通过开展练技术、练攻坚的练兵运动提高了指战员们的指挥水平和作战能力。
当时，临汾国民党军有正规军、非正规军2.5万人，还有4个专署、14个县政府，且城防工事坚固、复杂，城墙高达15米，顶宽10米，底宽25～30米，火力配系密集。
中共中央军委批准由徐向前任临汾前线指挥所司令员，统一指挥第八、第十三纵队和太岳军区、晋绥军区一部共5.3万余人，夺取临汾。3月5日,前指破译胡宗南调临汾第三十旅空运西安的电报。为粉碎胡宗南的空运计划，王新亭奉命率部于7日晨奇袭尧庙机场。当日晚，第七十二团击毁敌运输机两架，因未封锁机场跑道，致8架飞机飞逃，但仅运走了4个连。
7日，扫清临汾外围战斗开始，王新亭指挥本纵队在城南攻击。11日，部队推进到距离城墙300米处。随后，经徐向前同意，王新亭留下第二十二旅在城南担任助攻，率主力转移到城北攻击。31日，徐向前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了近月来的作战经验，向部队发出英勇杀敌，争当“临汾旅”的战斗号召。4月1日，徐向前决定集中八纵、十三纵主力，从东北，东南两面，以坑道爆破为主要手段，夺取东关。
王新亭把从东北面夺取东关的任务交给了第二十三旅。 从4月5日起至9日夜，二十三旅通过外壕将4条坑道和药室挖到东关城墙下，并将8100公斤的炸药，装填在3条坑道的药室。10日18时，3条坑道同时爆炸，把东关的城墙炸开两个缺口。两个团的突击队趁着烟雾，只一分钟登上了城头，经过巷战，将守军六十六师大部歼灭，夺取了东关。
东关攻克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致电徐向前和前指：“庆贺你们歼灭阎敌的六十六师及肃清临汾外围和攻占东关的胜利。”
4月15日，王新亭根据前指确定的部署，率本纵队担任城东南角至大东门地段的突破任务。从此开始了与守敌展开以挖掘坑道与破坏坑道为中心的激烈斗争。八纵到5月16日，共挖了破城和夺取敌护城阵地等坑道12条。守敌因怕解放军的坑道爆破，因而也从城内往外挖掘坑道，当听到解放军挖土的声音，就进行破坏。最后只剩下二十三旅挖的两条各长110米的坑道。当即由300多名指战员排成队伍，冒雨传送炸药，一条坑道装黑色的炸药6200公斤，一条装黄色的炸药 3000公斤。
17 日19时30分，随着总攻信号弹升起，两声巨响，坑道爆破成功了，城墙上出现两个各30多米宽的大缺口！ 突击队在炮火掩护下迅速突入城内，经过激烈巷战，协同兄弟部队于当夜24时全歼守敌，解放了临汾。
战后，经徐向前提议，中央军委批准授予在战役中起了重大作用的第二十三旅为“临汾旅”的光荣称号。王新亭在授旗大会上说：“我们纵队全体指战员，要向‘临汾旅’学习！”并希望第二十三旅全体指战员：“今后要继续努力，使自己成为铁拳头，要把‘临汾旅’的光荣旗帜走到哪里，插到哪里！”
临汾解放后，国民党军在山西的阎锡山集团，共有5个军，13个师13万余人，防守在以太原为中心的同蒲路灵石至忻县段。其企图是：防守要点与机动应援相结合，加强对晋中地区的控制，并准备在麦熟时进行抢麦、抓丁，以解决其军粮、兵员的不足。
为解放晋中人民，保卫晋中麦收，并力争在运动中歼灭阎军的有生力量，为攻取太原创造有利条件，华北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决定由徐向前指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 北岳军区、太行军区、太岳军区和晋绥军区各一部共6万余人发起晋中战役。
6月11日，在吕梁军区部队围攻高阳，吸引了阎军第三十四军主力从介休与平遥、“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从汾阳驰援后，第八纵队与第十纵队及太岳分区部队，于18 日奉命突然出击介休 至祁县间东南山口敌据点，屡屡歼敌，打开了晋中阎军的“大门”，迫使阎军第三十四军及“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仓促回援。20日傍晚，王新亭率部冒雨进入介休，平遥间张兰镇，布防张网，待敌来钻。
21日晨，“亲训师” 和“亲训炮兵团”以多路纵队，一下子钻入了“口袋阵”， 第八纵以与太岳部队采取中间突破和前后夹击的战法，经3小时激战，将其全歼，共毙伤俘7000余人，缴山炮24门。
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面前，阎锡山仍想守住晋中地区，令其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以收留的日军为骨干组成的暂编第十总队，于23日由榆次向太谷、祁县推进；令其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军于25日由平遥、祁县向洪善地区集结，企图寻解放军决战。对此，徐向前为调动敌军，创造战机，于29日令太岳军区部队北进，与北岳部队破击榆次、太谷段铁路；主力则进至太谷、祁县间待机歼敌。7月3日，当榆、太间破路开始后，赵承绶仓皇率部北逃。王新亭奉命派第二十三旅随第十三纵队经东观镇，插至徐沟断敌逃路，亲率八纵队主力于7月17日攻克祁县城后，协同兄弟部队将赵集团3万余人，合围于大常镇、西苑村、南庄间地区内。
10日，总攻开始，王新亭受领的任务是：首先从戴李青打开缺口，然后向南庄扩大战果，合击大小常镇的赵承绶指挥部及其主力。当日，第二十四旅七十一团在攻击戴李青时，因受敌飞机的轮番扫射、轰炸，形成与敌对峙，日落前，敌机误将戴李青北门围墙炸开一个缺口，第七十一团遂突入村内，全歼守敌。11日，王新亭指挥两个旅攻击南庄，经逐屋争夺，激战至12日晚，歼敌1个师部及两个团，毙伤敌第十总队过半。当夜，第二十二旅留下继续参加围歼战，第二十三、第二十四旅奉命转兵协同吕梁军区部队，堵击和追歼由平遥、文水、汾阳北逃的阎军第十九军等部。至21日，歼敌8000余人，逼近太原。晋中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阎军及其民卫军近10万人。
王新亭回忆说，晋中战役取得的胜利，党中央曾致电高度赞扬：“庆祝你们继临汾大捷后，在晋中地区歼灭敌一个总部、五个军部、九个师、两个总队及解放十一座县城的伟大胜利。晋中战役在向前、士第两同志直接指挥下，由于全军奋战，人民拥护，后方努力生产支前，及各战场的胜利配合，仅仅一个月中，获得如此辉煌战绩，对于整个战局帮助极大。现在我军已临太原城下，最后结束阎锡山反动统治的时机业已到来。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为夺取太原，解放太原人民而战！”“这份电报底稿尚在军事博物馆，原文中的‘很大’，毛泽东亲笔把‘很’字改成了‘极’字。”
为夺取太原，中共中央军委于7月间决定组成以徐向前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统一指挥华北第一兵团、 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晋中军区3个独立旅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警备第四旅共8万余人攻打太原。前委预定10月18日发起太原战役。10月2日，阎军7个师沿汾河以东南犯，企图出城抢粮和阻止解放军逼近太原。徐向前遂乘敌脱离阵地之机，提前于5日令各纵队发起外围作战。
王新亭指挥第八纵队从5日晚起，攻歼侵入小店镇的阎军第四十四师和第四十五师一部，激战至6日，将其全歼，俘其师长及副师长等人，获得首战胜利。
10日，王新亭参加前委会议。会上，徐向前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精神，研究执行中央军委关于迅速转入攻城作战的计划。徐向前说：“从太原的自然地理形势和敌人防御重点来看，进攻城区，首先必须攻破城东的群山防线，坚决占领并控制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这四大要点，也就是阎锡山的所谓‘第二道坚固防线’。”并说：“我主张由南北两个方向，直接插入东山四大要塞，坚决攻占这条南北八公里长的阵地，把太原与东山主峰从中间一下切断，守备东山主峰的敌人，不投降也把他困死！”经过讨论，王新亭与前委委员们赞同徐向前的意见。最后，徐向前作出的部署是：第七纵队攻击牛驼寨：第八纵队攻击小窑头：第十五纵队攻击淖马；第十三纵队攻击山头。
第八纵队攻击的小窑头，位于太原小东门正东4公里，有大小10多个山头，按编号以11、13、14、15号阵地为最高支撑点。这里可以钳制东门城壕和环城铁路，系敌人要害之处。纵队决定由二十四旅担任攻击任务。
20日，王新亭和副司令员张祖谅及第二十四、第二十二旅领导人，到小窑头以东的小北山尖，察看地形、研究打法，具体交代任务，为加强对小窑头的攻击力量，决定调第二十二旅的第六十四团归第二十四旅指挥。
26日晚，发起第一次攻击。第六十四团经一夜攻击，战成至27日下午占领了第1至6号阵地。当晚，第二十四旅第七十一团发起攻击，战至28日晨，占领了第8、13、14、15号敌主阵地。当日，阎军以3个团进行反扑。经反复争夺，第8、11、13、14、15号阵地被敌夺占。
29日晚，发起第二次攻击。第七十团与第六十五团对第8、11、13、14、15号阵地进行攻夺。激战至30日下午，虽几经得失，终因战斗组织不够严密、第二梯队未及时投入，而主动撤出战斗。
经过两次攻击，部队伤亡较大。王新亭为坚决完成兵团赋予的任务，决定调第六十八团第三营配属第二十四旅指挥。当第二十四旅旅长邓仕俊表示“我们自己一定把它打下来，坚持到最后五分钟”时，王新亭肯定了他的项强精神，说明就这样定了，并指示要做周密侦察和准备。
31日16时半，发起第3次攻击。第二十四旅和第二十三旅六十八团第三营，在猛烈炮火掩护下，以小组连续爆破，一举突入敌阵，经激烈搏杀，终于完成了攻占小窑头的任务。
王新亭回忆说：小窑头争夺战至为残酷激烈，我八纵共歼守敌3100多人，并缴获大批武器。但我军也负伤2239人，阵亡477人。主要的经验教训是： （1）战斗中部队指战员表现了敢打敢拼的战斗作风和人民军队的英勇品质。（2） 战斗中对敌人的反击和使用较多的炮火支援认识不足。（3）对情况了解不够，地形不够熟悉。
11月16日，徐向前、周士第接到中央军委电示，为稳住傅作义，配合平津战役，请你们考虑：“再打一二个星期， 将外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
在部队转入对太原周围瓦解阶段后，政治争取工作进一步广泛和多样地开展。中共华北局和军区派出以军区副参谋长王世英为首的工作组，到达太原前线。兵团随即成立了由王世英和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负责的政治争取委员会，各师、团、营也成立了政治攻势委员会或指导小组，各连则设立了政治攻势小组。
王新亭回忆说：当时争取了国民党军第三十军军长黄樵松起义，是一突出成就。经多方争取，黄樵松派他的中校参谋谍报队长王震宇等到我八纵前沿指挥所接头，我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兵团。随即，胡耀邦主任带高树勋星夜到达我指挥所，经过谈判达成：三十军交出该部防守的东北两座城门，接应我军入城。并派我纵参谋处长晋夫等同志，随三十军的联络人员进城与黄樵松联系。只可惜因三十军的一个师长出卖，黄樵松与晋夫等被捕，后在南京遭蒋介石杀害。
“三十军的起义行动，虽然没能成功，但它像一颗无声的炸弹，震动了阎锡山的“碉堡城’。”随后，阎军独立第八总队司令赵瑞率部起义。守卫东山主峰罕山的阎军1个团，也在第八纵队的争取下投降。从转入休整后到1949年3月，第一兵团共瓦解阎军1.2万余人。
1949年3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全军统一整编命令，华北第一兵团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第八纵队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军，王新亭任军长兼政治委员。
3月中旬，中央军委命令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炮兵第一师，开赴太原前线，参加会攻太原。3月17日，决定成立中共太原前线总委员会（简称太原总前委）和太原前线司令部，由徐向前任书记和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和指挥3个兵团的作战。3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由中央返回西北途经太原时，参与了总攻太原的作战指挥。
4月5日，王新亭参加总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4月20日对太原发起总攻，第十九、第二十兵团等部分别由西门与北门攻城；第十八兵团由东门分左右两个集团攻城，右集团由六十军和第一野战军第七军组成， 王新亭任指挥员，彭绍辉为政治委员。
在4月22日全部扫清城外据点及太原绥署副主任孙楚、防守司令王靖国拒绝投降后，太原前线司令部下达了总攻命令。24日拂晓，在1300门火炮急袭，将城墙轰开缺口后，王新亭与彭绍辉指挥右集团协同各兵团迅速突入城内，第六十军之第一七九师与兄弟部队迅速合围并攻占了太原绥署。战至10时半，全歼守敌，将孙楚、王靖国俘获，太原宣告解放。
太原战役历时6个多月，共歼灭1个缓靖公署、1个守备司令部、6个军，共13.5万余人。在此胜利影响下，4月29日，大同和平解放。
挥师解放西北西南
太原解放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第十八及第十九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并任命王新亭为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协助周士第率部参加解放西北大作战。
4月25日中央军委电报指示：徐向前必须继续休养，在可以行动时即来中央。在他养病期间，第十八兵团工作由周士第代理。徐向前据此提请军委“即解除现职，并提议由周士第接替十八兵团工作，王新亭任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5月25日晚，王新亭“离开六十军乘车由太谷出发经徐沟抵太原到兵团任职”。
由于全国形势发展很快和西北战场作战的需要，5月26日兵团部从太原附近先后出发，当部队到达临汾时，王新亭与兵团领导人接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命令：“敌人胡、马两军都有反扑西安模样，你兵团部队兼程前进。”
为了掩护主力西进，王新亭等兵团领导人决定第六十军之第一七八师，由茅津渡渡河西进。6月11日，第一七八师渡河后兵分两路，合击陕县至阳平镇一线之残余国民党军。战至16日，共歼、俘敌900余人，后加速西进并入兵团序列。
向西安进行反扑的胡、马联军，于6月8日已向永寿、武功及西安以南、以东推进。当日，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称：马步芳、马鸿逵部联合胡宗南部约20万人正向经渭间集中，准备向第一野战军实行反攻，阻止我军前进。并提出拟适当诱敌深入、包围歼灭的作战部署。
在此紧急情况下，王新亭与兵团几位领导人乘车赶抵西安，作出如下部署：以第六十一军之一八二师担负西安防务；第一八三师位于咸阳西南渭河南岸布防，以掩护咸阳之左翼，防马敌在咸阳以西渡河；第一八一师于11日渡过渭河，构筑工事，配置于城东北的中五台、李家堡、张家堡、药王洞至城西的申家庄、底江一线，防御正面达5公里，准备阻击来犯之敌。
第一八一师于当日渡过渭河，12日4时全部抵咸阳，3个团形成弧形配置于咸阳西、北、东3个方面。部队连夜抢修工事，情绪十分高昂，决心打好进军西北的第一仗。突然，马部骑兵先头营乘隙冲向第一八一师阵地。师一个侦察班将其击退。
随后，18时，马部骑兵第八旅的3个团，冲到咸阳城外，因要攻坚便被迫下马。第一八一师指战员乘其人马混乱之机，猛烈射击。战至黄昏，将其击退。
13日清晨，马部第八十二军和骑兵第八旅向第一八一师发起猛烈攻击，周士第、王新亭命令第一八一师坚守阵地，沉着应战，让敌人进到我有效射程内再开火。同时，令炮兵向敌群准确轰击。第一八一师各团予攻击之敌以重大杀伤，但敌仍发动轮番冲击，前沿阵地被占。在危急关头，指战员们拼死与敌人激烈争夺，有的阵地失而复得。14日午夜，部队在炮火支援下，对敌发起全线反击。激战至15日拂晓，把丢失的阵地全部夺回，打垮了敌人的进攻。
咸阳阻击战胜利了，彭德怀打电话给十八兵团前线部队说：“你们打得好！顶住了！咸阳守住了！”并勉励要好好总结经验，补充弹药，确保咸阳。西安市各界人士组织慰问团，向第十八兵团部队进行慰劳，赠给参加咸阳阻击战的部队一面绣有“百战百胜”的锦旗。
6月28日，周士第与王新亭、陈漫远、胡耀邦同时成为中共第一野战军前委委员。
7月6日，王新亭等出席在兵团部召开的一野前委扩大会议，彭德怀主持会议，并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的“钳马打胡”作战方针。经过讨论，会议决定发起扶（风）眉（县）战役。
10日晚，扶眉战役发起。各兵团快速迂回前进，于11日夜， 将胡军4个军9个师合围于武功、周至、眉县地区。12日，紧缩包围，15时发起总攻，经5小时激战，敌人除一部泅渡渭河南逃外，大都被歼俘。14日晨占领宝鸡，扶眉战役结束。
王新亭回忆说：“我十八兵团连续追击五昼夜，行程300里，歼敌5000余人。”但“打得不够理想，没有达到全歼敌四个师的目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大兵团协同作战的经验”。
8月15日，王新亭与兵团领导人发出秦岭战役的预备命令，准备策应第一野战军主力攻克兰州。26日，胡宗南为策应马军坚守兰州，以5个师向天水、宝鸡一线进攻。29日，第六十军对胡军第一七七师发起攻歼时，该敌即乘夜后撤。第六十军随即展开追击，战至30日，占领东河桥、清风寺、黄牛铺等地。第六十一军主力附兵团炮兵团，于30日沿川陕公路两侧发起攻击，相继占领观音堂、天台山、秦岭垭口等地及秦岭主峰。接着，第六十一军与第六十军之一八○师，追击至核桃坝、平木地区。后因秋雨连绵，且胡军已猬集于双石铺、两当地区，乃于9月6日结束秦岭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3700余人。
王新亭对于秦岭战役仍然坦诚地说：“由于部队缺乏山地进攻作战的训练，后勤准备不够，又碰上提早来的雨季天气，部队冻伤不少，削弱了攻击力量，此役我军也伤亡近八百人。”
解放四川、贵州、西康和云南，是中央军委于1949年5月23日在进军部署中确定的任务。王新亭对于中央军委进军西南的决策，有深刻的领会。他说：党中央、毛泽东指示全军，欲消灭胡宗南集团和川康诸敌向云南的退路，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因此，二野应准备经贵州入川之外，四野在清灭白崇禧占领广西之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命令在秦岭与胡宗南集团对峙的我十八兵团，由贺龙率领待第二野战军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 再迅速越秦岭南进，追击胡宗南集团，会同二野主力聚歼敌人于四川成都盆地。“这是党中央、毛泽东对歼灭逃至大西南各路敌人的极其英明的战略决策。”
王新亭与兵团领导人为做好进军川西的准备，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如军事训练、政治教育、组织调整、物资准备、召开参谋会议和思想动员等。11月16日，兵团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南进入川政治动员，提出“打好”“走好”“合好”“接好”的号召，并在部队中层层进行动员。在进军开始前，各军、师还分别举行了隆重授军旗典礼、庆功大会，以发扬光荣传统和英雄模范的作用，表达南进胜利信心。
关于第十八兵团入川作战的时机，毛泽东于10月13日指示：十八兵团“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二野进至叙、泸、重庆之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约在十二月上旬或中旬” 。
11月19日至28日，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各一部在川东歼灭国民党军宋希濂集团和罗广文兵团大部，胡宗南集团开始从秦岭南撤。王新亭与兵团领导人即令各军前哨部，侦察人员，尾敌前进，第六十、六十一军解放凤县、双石铺、佛坪等地；第六十二军（于9月30日由兰州归建）由岷县、漳县出动。
12月5日，兵团奉命分路快速前进：
右路，第六十二军翻越海拔3500米的安柴岭、岔岗岭，途中歼敌一部，9日，国民党军第一一九军副军长蒋云台率部起义。11日，第六十二军进抵武都。后一部占文县，主力向碧口前进。
左路，第六十一军经江口向汉中前进，8日先头部队解放洋县，收缴保安纵队武装。后继续南进。
中路，第六十军6日解放褒城，相继解放汉中、沔县（今勉县），11日解放宁强。当时，王新亭与贺龙、周士第随六十军前进。10日16时乘车行至褒城北天心桥北岸，发现桥已被撤退的敌人炸毁。经工兵干部战士“10余小时艰难作业，终于在急流中竖起桥脚。在工兵大队长苏旺指挥下，部队彻夜奋力抢修，11 日清晨终于架通了天心桥”。
这时，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等于12月9日通电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川东、川南的国民党正向川西撤退。11日，王新亭与兵团领导人奉命率部加速前进，以便配合第二野战军主力围歼胡宗南集团等部于成都地区。
右路，第六十二军继解放碧口后，18日解放青川，22日解放江油，歼敌新六军、骑二旅、骑三旅各一部，25日解放什邡。
左路，第六十一军19日袭占南江，歼敌新十四师，此后即与敌首尾相接，至28日途中歼敌1300余人，解放巴中，接收新八军投降和第一二七军起义。29日，解放三台，歼敌第七十六、第十七军各一部，俘第十七军军长以下4000余人。
中路，第六十军14日解放川北门户广元；17日，第一八○师日行40公里，当晚袭克“天下雄关”——剑门关，歼守敌1个团。至26日，解放广汉、新都，接受了第七兵团起义。
“第十八兵团部队南进入川，对胡宗南集团实施千里追歼，历时七十二天，取得解放成都、占领四十座县城、歼敌二十四万余人（包括敌人起义投诚部队）的巨大胜利。”
1950年1月27日，兵团召开第六十二军干部会议，动员进入西康。会上，贺龙、张祖谅等领导人讲了话，王新亭代表兵团向六十二军授旗。
1月30日，兵团奉命建立川西、川北、西康3个军区。以兵团领导机关兼川西军区，周士第为司令员，李井泉为政治委员，王新亭为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第六十一军兼川北军区，第六十二军兼西康军区。
2月中旬，兵团使命结束。兵团直属部队移交西南军区直辖，周士第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王新亭任西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进入战区领导岗位
1950年2月，王新亭调到西南军区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0 年4月任中共西南军区委员会第二副书记。5月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6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1953 年3月改为行政委员会）委员。1952年11月任西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54年2月，任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从1955 年3月至1957年9月，任济南军区代司令员兼第二政治委员。1957年9月至1958年11月任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55年8月至1958年1月任中共济南军区委员会第二书记。1955 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
云、贵、川、康4省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解放的。当时，新的人民政权尚待建立和巩固，生产有待组织与发展，西藏尚待解放，可谓百业待兴，而猖獗于4省的国民党匪特还需肃清，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的部队有待改造整编，一些新的工作需要开展，可谓百事待理。王新亭回忆说：“西南军区部队，在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党委和刘伯承、贺龙、邓小平等同志的领导下，工作成绩是很显著的，我协助他们做了一些具体工作。”
第一件工作，是开展剿匪斗争。西南地区刚解放时，匪情特别严重，共1000余股，65.5万余人。他们进行暴乱破坏活动，残杀人民群众和地方干部，袭击地方乡区政权和解放军小分队，破坏交通、毁坏通讯设施，抢劫公路运输车辆和江船，放火投毒，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危害。
为根绝匪特，1950年3月22日，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联合颁布剿匪布告。王新亭回忆说：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到1950年底，大体告一段落。共歼灭土匪近85万人，缴获大批枪支、火炮。西南军区向中央军委、毛泽东写了剿匪情况总结报告。毛泽东看后批示：“路线正确，方向适当。剿灭匪众85万人，缴枪40余万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尚望你们继续努力，为了干净剿灭残存匪众近4万人而奋斗！”军区政治部立即向全区所属部队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号召全区部队指战员认真学习和执行。
接着，军区又派部队对边界和深山的股匪进行围剿；继又结合减租、退押、反霸进行彻底清剿。经过1951年至1953年的清剿，共歼匪24万余人，西南地区的匪特基本肃清。
第二件工作，是进行进军西藏的政治思想保障工作。1949年2 月初，毛泽东就提出：“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1950年1月，毛泽东经与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北局多次磋商，决定进军与经营西藏的任务由西南局担负，西北局协助，并指示对进藏部队“惟需加以特殊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
关于西南军区党委、政治部所做的进藏工作，王新亭回忆说：“西南军区党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根据进军西藏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实际情况，提出进军西藏的方针是：‘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担任进军西藏任务的部队，在进行物资、道路等准备工作的同时，抓紧时间对指战员进行了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
为了及时掌握进藏部队的思想动态和做好思想动员工作，西南军区政治部曾派出工作组去第十八军帮助工作。
第十八军与西北军区部队一部，于1950年10月取得了昌都战役的胜利。昌都战役结束后，王新亭立即赴昌都了解进藏部队情况，检查和指导工作。
第三件工作，是指导建立民主政权。西南地区解放后。建立地方民主政府是人民解放军执行“工作队”任务的一项重要工作。军区政治部指示各部队，在协助地方工作中，应通过剿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等工作，发现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把农民协会建立起来，成为农民说话、办事的机构，代行基层政权的职能。同时，还确定由部分军队干部兼任地方党政机构的领导人或参加地方党政机构的领导。并建立各级政府，从而，大批的干部因工作需要，还留在地方工作。
第四件工作，是组织改造起义、投诚部队。组织改造起义、投诚部队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西南战役中共争取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队56万人，连同俘虏的部队人员共90万人。对这数一量巨大的原国民党军进行改造，是一项极其复杂和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中共中央西南局根据毛泽东“包下来”的指示，提出对起义、投诚部队进行改造和处理的力针是：“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集中整理，认真改造，分别对象，逐步处理。使之各得其所，不使其散之四方，且不为蒋介石利用，扰乱社会。”
军区政治部根据上述指示精神，针对不同情况，有步骤地开展工作。
首先，是区分为不同类型进行不同的处理，第一类，是地方实力派刘文辉、潘文华、邓锡候、 卢汉等人所部，进行整编，给予番号，干部以其原有为主，军区派少数干部帮助其进行改造。第二类，原国民党军嫡系部队的兵团或军，先由军区或军负责整编成师，然后再与解放军之军、师编在一起，其高级将领给予适当职务。第三类，乘混乱收编的部队，第四类地方团队、游杂武装，也是先行整编，对老弱及劳动人民出身者，经过短期教育，大部资遣还乡生产，余者留解放军中或县基干队，逐步进行改造。第五类，被俘虏的部队，其士兵补入部队，俘虏军官送入俘虏军官队训练。
至1950年9月，全部改造工作结束。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有10多万经过改造的起义部队（原国民党军第七、第十五、第十六、第二十兵团等）。转送西北、华东、中南军区处理。对陆续集中起来的10多万原国民党军军官，依据“团结、争取、教育、改造”的方针，经过教育后，视不同情况，进行了适当的安置或不同的处理，至1952 年10月亦告结束。
对于在西南地区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经过按人民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改造整编之后，“成为光荣的人民战士；有的参加了抗美援朝作战，有的参加了西南的剿匪战斗，为人民做出了贡献”。其10多万军官，“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对于率部起义且有较大影响的高级将领，分别到中央和省市或人民解放军中担任领导职务，得到了良好的归宿”。对于这一繁重任务的完成，王新亭则说：“从而可以使我们部队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全力开展剿匪、征粮、建政和自身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等工作。”
后来，王新亭回忆说：“以上是我在西南军区所经历的主要工作，它使我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学会了指挥打仗之外的本事，初步摸索了由战争夺取政权，到治理国家、建设国家和军队的一些经验。”
1955年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决定将全国的六大军区改为十二大军区。其中西南军区撤销，分别以原四川军区、云南军区为基础成立成都军区和昆明军区；华东军区改称南京军区，以原华东军区之山东军区改编为济南军区。王新亭于1955年3月14日被任命为济南军区代司令员兼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55年8月任军区党委第二书记。1957 年9月任第二政治委员。司令员为杨得志，时调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军区政委、党委第一书记为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兼，后为舒同兼。
王新亭1955年6月底到济南任职。他认为：山东半岛地处沿海，突出于黄海、渤海之间，与辽东半岛遥遥相对，且二者是共同扼守渤海的咽喉，是保卫津京的门户，战略地位重要。因此，加强山东半岛的海岸防御和徐（州）海（州）地区的纵深抗击能力，当时就成了济南军区的一项重要任务。
9月，王新亭率领军区勘察团对山东半岛海岸线和纵深一些地形进行了勘察。随后，王新亭根据当时“积极防御，持久胜敌”的总方针，对勘察的情况及对敌人可能进攻方向及行动的判断向军区党委作了汇报，并指示有关部门拟定了《济南军区战役掩护计划》，及时上报了中央军委。
1956年2月15日，军区举办军、师、团三级军政干部短期集训。这次集训，除有军、师、团干部和部分单位营以上干部外，还抽调4个全训师各一个步兵排作集训学员，加上教练员，共1105人，组成射击技术、战术集训营。通过三周过连队的严格生活、从头学起，参训干部的射击技术，训练能力均有提高，射击成绩达到了“及格”或“良好”的水平。5月中旬军区组织检查团下部队进行检查指导，随后还发出了《关于更好地完成本年度战斗训练任务的指示》。
1956年和1957年，王新亭又对徐海地区进行了两次战役、战术勘察。根据这一地区的地形特点，研究确定了防御作战计划和工事构筑及各种战役保障措施。
1956年8月， 王新亭主持召开了济南军区第一次海防战备工作会议，除部队有关人员外，还邀请山东省和沿海的地区和市的党政负责人参加。会上总结了前段时间军区部队在沿海战备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会议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查，研究与提出了解决，改进的方法措施。会后，军区颁发了关于加强海防战备，密切军队与地方关系的指示，还分别召开了基层会议进行贯彻落实。
12月，军区在青岛至潍县方向组织了在使用原子、化学武器条件下，集团军和军两级首长及统率机关携带通信工具，并有部分实兵参加的海岸防御战役演习。参加演习的除军区首长及其统率机关外，还有陆军3个军、海岸炮兵、海军舰艇、空军及炮兵装甲兵等，共3万余人，王新亭担任总导演，副司令员范朝利、副政治委员彭嘉庆任副导演。通过演习，初步学会和掌握了组织准备与实施战役（战斗）的工作程序、方法，以及组织指挥各军种、兵种协同一致的行动方法。
1957年6月，军区召开了第二次海防工作会议，总结一年来海防工作的执行情况。王新亭在会工作总结报告，强调加强海防战备的政治工作，要求巩固海防、坚守海岛，必须明确树立依靠群众的思想，必须密切联系群众，真正做到与群众同甘苦，有事与群众商量。要求军队干部，特别是军分区、兵役局（武装部）和守备部队的领导，应该经常注意参加地方上的中心工作，与地方党政机关保持密切联系。
王新亭回忆说：“我们适时地召开这两次会议，对贯彻总参、总政关于加强战斗准备的指示，和加强济南军区的海防战备工作，密切军队与地方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上述演习、训练，使军区部队干部丰富了现代条件下抗登陆战的知识，提高了组织与指挥大规模战役演习的能力。
1958年初，毛泽东到南方视察，途中路过济南。王新亭、谭启龙前往济南火车站迎接毛泽东，当晚陪同毛泽东吃了一顿饭。席间，大家围拢在毛泽东身边，他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兴致很高。毛泽东说：“ 你们知道你们的王司令有一个‘八大’让贤的故事吗?”大家都摇摇头。毛泽东接着说：“前年，我们党召开‘八大’，军队代表团提名和第一次预选，新亭同志也是中央委员候选人，这时政治局从全局考虑，提出军队让出两个名额，让给地方多选两名老同志。新亭第一个提出去掉他的名字，让给地方同志当选。听伯承同志告诉我这个情况，我很高兴，我说，新亭同志风格很高，顾全大局，应该表扬，这是在党的会议上主动让贤啊！”
1958年2月，中央军委调王新亭进高等军事学院速成系学习，仍兼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王新亭回忆说：“我在济南军区工作期间和军区领导同志都相处得很好。对山东省的党政机关和领导也比较尊重，他们对我工作也给予很大的支持。”
在科研战线上
1958年3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在北京成立，叶剑英任院长兼政治委员、院党委书记。由叶剑英提议，中央军委于11月任命王新亭任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12月，院党委成立，王新亭任党委副书记，1959年8月，任监察委员会书记。
军科从筹建到1959年3月，只有一个政治委员办公室和一个干部处，还没有设政治部。王新亭根据院党委的决定，一到职便着手抓院政治部的筹建和学术研究干部的选调工作。经过多次向总政治部请示交涉，从部队和机关抽调了部分干部，于1959 年4月成立了军科政治部，从而健全了院政治机关，为全面地开展政治工作创造了条件。王新亭于1961年3月兼政治部主任。
为了发挥政治思想工作在科学研究中的保证作用，王新亭和政治部的干部一起，经过认真摸索和调查研究，要求各级政治工作人员，针对学术研究干部和科研工作的特点，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也向全院干部提出了几项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具体要求：（1）要牢固地树立为科学研究服务的思想。（2）在科学研究工作当中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体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3）要坚持群众路线，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4） 各级领导都要关心政治思想工作。
军事科学院组建后，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立即动手编写出人民解放军自己的战斗条令。毛泽东指出：“一定要搞出我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为完成条令的编写任务，叶剑英元帅就开展军事科研的组织机构，规划和编写条令方面的有关范围、指导思想等，向中央军委多次提出过建议。经过中央军委批准后，全军军以上单位普遍建立了军事科研机构，很快组织起一支拥有7900多人的军事科研队伍。自1959年开始，在叶剑英的主持下，全军数万人参加，掀起了一个全军动手抓科研和编写战斗条令的新局面。
军事科学院政治部在总政治部的指导下，也承担起编写战斗条令的政治工作部分的任务。军科政治部从各军兵种、机关院校抽借了一批干部，组成编写战斗条令政治工作小组，由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任组长，王新亭任常务副组长，具体负责组织编写工作。
王新亭和编写条令的政工组同志们一起，经过编写、讨论、修改、去部队征求意见，后来又经过审查和验收等程序，完成了编写条令的任务。1961年5月1日，正式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战斗条令》；1963年5月1 日，又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师战斗条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团营战斗条令》。这4本战斗条令的正式颁发，“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提供了战斗和训练的依据，也为继续开展编写其他条令、条例创造了经验。”
在总参谋部的艰难岁月
王新亭于1963年9月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11月，任总参党委委员。1964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1966年3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2月任总参党委副书记。1969年4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
在此期间，按照总参党委分工，王新亭负责总参政治部、管理局、测绘学院后来分管过军委办公厅、外事局、军训部和国家体委，其中分管时间最长的是国防部外事局。
1965年9月，王新亭经总参谋长罗瑞卿同意，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称“四清”），去山西省闻喜县上郭村，为方便工作化名“李健”，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年底返回北京。
1966年“五一六通知”一下达，全国性大灾难就开始了。
上级通知总部机关都得搞“四大”，王新亭坚持必须在党委领导下开展“四大”，他与总参许多老干部在十分复杂混乱的情况下，坚守工作岗位。江青一伙煽动一些群众组织冲击国防部，要抓王新亭，抄他的家，有一次曾把他的住地围困了28个昼夜。
对于一些群众的“造反”行为，王新亭一直本着宽容教育的态度。他始终认为：“都是20岁左右的小青年，是上了别有用心的人的当”，不同意采取抓、压办法，仍指派机关人员去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在实践中自己教育自己，引导他们实现大联合，尽早复课。
在极其混乱艰难的情况下，王新亭既要坚持工作又被迫受批斗；一面被批斗，一面又要保护其他被批斗的人。当他得知一些军队院校领导人因长期被批斗关押，身体十分虚弱时，立即指示以集中办学习班为名，设法把他们接出来，安排到招待所里，派医生给他们看病治病，保证他们的绝对安全。当王新亭派人去看望他们时，有的人激动得泪流满面地说：“感谢王副总长救了我的命啊！”
1967 年四五月间，有的群众组织冲击徐向前、叶剑英元帅的住地，并刷标语、打战士、抢文件。王新亭知道后挺身而出，把几个“造反”头头叫到总参接待站，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并指出：徐向前、叶剑英是我们军队的老帅，他们历来是跟党跟毛泽东的，他们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功劳，你们要采取信任态度……话音未落。有的头头质问：“你同徐、叶是什么关系?”有一个头头竟挥舞着拳头吼叫：“徐向前、 叶剑英我们一定要打倒！”王新亭气愤地站起来，用拳头猛击桌面，警告他们：“对两位老帅你们不要纠缠了，军事科学院你们不要去了，你们批徐、叶，我不赞成！”说完拂袖大步走出接待站。
1968年，林彪一伙制造了杨、余、傅事件后，王新亭便只管军训部和外事局。由于外事工作还是相当繁忙的，政策性很强，王新亭就集中精力抓军队的外事工作。当时，由于受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地方和军队一些涉外部门已无人负责，出现向总参求援的多，会签的文件电报也多的局面。对此，王新亭对外事局的领导说：从维护我国我军声誉出发，要体谅一些单位的困难，总参能办到的即办，办不了的重大问题请示总理。
1969年5月，周恩来将整日斗争不休，处于瘫痪状态的国家体委，交给王新亭去管。王新亭接管后，多次找两派头头开会，找几个司长开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经周恩来同意对体委实行了军管。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实现了体委两派的联合。随后，解放了一些负责干部，解放了被关押的体育尖子，组织了国际三项体育友谊比赛，派出国家乒乓球代表团赴日本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等。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在国家体委各项工作初步走上轨道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王新亭将国家体委的工作交还了国务院。
1971年冬，王新亭为了迅速恢复和加强全军的基础建设，向军委建议：立即派出总部调查组，深入部队着重调查连队受林彪破坏影响的状况，然后恢复我军传统的措施。1972年4月，王新亭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同军训部领导一道起草了《办好教导队，加速轮训部队基层干部》的指示。后经毛泽东批准，4月19日以军委名义下达。全军各部队很快便做起了大办教导队、加强军事训练的热潮。
壮心不已
1972年11月，王新亭调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1973 年3月起任院党委书记。
他到职后，和院的领导班子一起领导全院人员， 认真学习毛泽东军事理论，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并密切注视世界局势的发展，集中力量研究一些重大课题，加强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准备。1973年 1月，王新亭突然心脏不好，伴有轻度哮喘，医院检查怀疑肾脏也有问题。经叶剑英批准，他到上海、海南岛治疗、休养，为时5个月。
王新亭曾担任过第一、第二、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加之军中的重要职务，致使他在长期夜以继日地工作、过分劳累的情况下，身体越来越差，肺病、心脏病逐渐加重，且骨质疏松、视力更加减退，他便主动要求退到二线。后经中央军委批准，于1975年8月改任军事科学院顾问。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王新亭万分悲痛。这时，“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活动愈加猖狂。10 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王新亭与全党、全国、全军一样兴奋不已，欢庆胜利。
1978年3月，王新亭当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发表后，给全国上下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也使王新亭的晚年生活充实和丰富起来。他不顾年老体弱，每天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学习三中全会以来的文献。有时要参加政协或军内的一些会议，会见地方、军队来访的人，并着手撰写革命回忆录。
王新亭70岁生日的那天，过去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几位秘书和警卫员来为他祝贺。他把大家留下来，吃顿便饭。席间，他举杯说：“谢谢大家来看我。我参加革命这几十年，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虽然做了一点工作，那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还有许多缺点，甚至是错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做了工作，有了成绩，不能记到自己账上；有了缺点，有了错误，不能原谅自己。我愿在我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1981年，王新亭忙于两件事：一是学习研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征求意见稿）；二是逐章逐段修改充实他的《回忆录》第二稿。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共十二大召开，王新亭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坐着轮椅参加了大会、小组会、十二届一中全会和中顾委全会。会议闭幕后，王新亭的身体有些异常，当即去解放军总医院检查，结果留下住院。
1984年12月11日，王新亭病情再度恶化，经抢救无效，于2时47分逝世，享年76岁。
资料来源：
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5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版。
